西藏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的叙事话语转变与现代性特征——以《格桑梅朵》《无性别的神》《祭语风中》为例

20世纪的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是西藏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最为剧烈的时期。文学作品如何看待这一百年的历史,如何展现这一百年来人的精神世界所发生的巨大转变,体现了不同时代西藏文学的精神风貌和发展轨迹。文章以《格桑梅朵》《无性别的神》和《祭语风中》三部反映西藏不同历史阶段面貌的现实主义小说为例,分析不同时期的小说叙事话语和风格的转变及其所反映的西藏文学创作中现代性意识从确立、追溯到反思的特征,并结合西藏当代知识分子作家的生命历程和创作变化,来管窥西藏不同时期小说创作所折射的时代精神"症候"。     

《牛郎织女传说》的叙事分析

《牛郎织女传说》作为一种口头叙事行为,遵循着叙事的一般规律,其隐含的多种叙事信息在同类传说中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传说的人物有行动元和角色的交叉互构,情节有紧凑的矛盾冲突,场景有跳跃性的画面设置,表层结构呈波浪式起伏,深层结构含有浓厚的文化底蕴。     

权力编织的牢笼——劳伦斯小说作品中的身体叙述

学界普遍认为D.H.劳伦斯是一位极力否定外部权力而崇尚身体内部力量的作家。然而,在其小说作品中,劳伦斯犹如一位一丝不苟的摄影师,不遗余力地抓拍权力在人的身体上留下的蛛丝马迹,展现了其对身体巨大的规训和铭记力量。在身体对权力的叙述过程中,劳伦斯的悲剧意识显现无遗：身体在世时始终逃脱不了权力编织的牢笼,只有通过死亡,身体才能完成凤凰涅槃式的飞升,最终到达＂耶路撒冷＂—自由和美的王国。     

革命语境下《红日》的女性形象分析和女性叙事

《红日》是一部“红色经典”的代表之作,小说在激烈且规模宏大的战场描写中成功塑造了一批解放军的英雄群像。然而,即便在革命的语境之下在英雄背后默默支持他们的女性也不容忽视,巾帼不让须眉,从花木兰就开始的英雄形象在这里得到延续。文章试图在革命的语境之下对于《红日》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并探讨作者在塑造女性形象过程中文本的叙事技巧。     

惠能应对惠明夺衣印宗请衣拜师人物叙事对比

宗宝本《坛经·行由第一》记录了惠能应对惠明夺衣拜师、印宗请衣拜师两事,人物叙事对比有情节,有转机。惠明是由惠能的反对者转化为帮助者,接受的指令先后发生改变,印宗始终是惠能的帮助者,接受的还不能称为指令,接受的是信息。前事惠明与惠能有对比,后事惠能与印宗有对比。两事人物叙事也可以作对比,有异有同,如惠能与衣、法就构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两事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左传》叙事文学价值论略

《左传》既是历史著作 ,又是文学著作 ,具有双重性质和双重功能。文章从历史写作和叙事文学存在着部分交叠关系入手 ,就写作材料、材料的加工方式、作品成就、社会功能等方面 ,对《左传》叙事文学的特点和成就作了深入剖析 ,高度肯定了《左传》在叙事文学历史中的地位和价值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戏剧叙事

长期以来,叙事学界关注的是民间故事、神话和小说的叙事,而忽视了戏剧的叙事。通过对《哈姆莱特》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的戏剧叙事策略：首先,戏剧中多个叙述者的外聚焦视角叙事不仅能揭示人物心理活动,而且还能造成一种特殊的叙事气氛,提高叙事强度并引导叙事发展;其次,作为“魔器”的“戏中戏”叙事是本剧叙事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最后,哈姆莱特国王的鬼魂是叙事的“国王”,主宰着全剧的叙事走向。上述叙事策略显示出莎翁独到的戏剧叙事艺术,同时还泽被后世,促进了戏剧艺术的发展。     

从历史书写与神化叙事看历史意识发展的逻辑

历史意识是人们关于自身存在的反应,在人们表达自身存在的历史意识过程中,历史叙事与神话叙事的方式经常被混同在一起,使理性的因素与非理性的因素难分难解地溶解在历史意识的发展过程中,历史意识的发展过程因而也成为人们自我认识的批判过程,而历史性思维的应用则是这一批判性认识过程能否通达历史本身的关键。     

长篇小说史诗性的流变——兼论张翎的长篇新作《阵痛》

随着时代的变迁,长篇小说引以为骄傲的史诗性元素逐渐淡化和消解。摈弃了英雄主义价值取向的现代小说家们,审视、质疑、静观历史的潮变,揭示人物内心的冲突、痛苦、绝望……张翎的长篇新作《阵痛》成功地给中国当代文学以启示：在告别宏大历史叙事、告别强而硬的政治激情之后,建立在男权基础上的历史解构之后,小说应以怎样的讲述来开辟新径,来完成影像时代里自身的重新建构。     

知识分子精神的日常消解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和文化属性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今天的知识分子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李洱、孙瑜等当代作家通过小说叙事对于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遍化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日常消解,成为现代社会中积郁已久的“文化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