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纳吉波②（东南大学建筑系，南京２１００１８）由于各国文化背景和经济建设状况不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时间和深度上都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较早，特别是保护那些保留了整个地区文物建筑及历史风貌的城镇，从而形...     

我国中部地区不同等级城市零售业空间布局特征研究

以我国中部地区的武汉、襄阳和宜都3个不同规模的城市为例, 通过提取零售业空间分布的大数据, 并采用空间统计方法, 分析不同等级城市零售业空间布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 特大城市武汉的零售业布局呈多中心、多圈层状分布; 中等城市襄阳的零售业布局呈现单中心的分布特征; 小城市宜都呈现分散布局的特征, 尚未形成零售主中心; 城市等级越高, 其零售圈层愈明确; 2) 不同零售业类型在城市的集聚程度呈现综合零售>专业专卖店>超级市场>单一零售的特点; 3) 人口规模、交通可达性、零售业类型和绿地可达性是影响零售业在城市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通过分析不同等级城市零售业的布局特征与存在的问题, 可为城市零售业布局规划提供科学基础。     

岭南乡村“海绵”措施的宏观归纳分析

以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及传统村落为着眼点, 分析并归纳岭南乡村传统海绵措施的类型及特征。首先提取各个村落与海绵措施相关的五大特征信息: 基于Google Earth航拍图, 记录各个村落的聚落形态和水系分布; 基于广东省30 m精度的DEM, 在ArcGIS中提取广东省的地形与河网、各个村落的高程并进行淹没分析; 基于地区降雨水平, 判断村落所在区位的降雨强度。然后, 对特征信息赋予特征编码, 将5个特征编码输入SPSS进行聚类分析, 对174个村子进行分层分类, 归纳每一类的特点和防洪优势, 总结得到岭南乡村常见的借势、缓蓄、利导、强排4种海绵措施。根据研究结果, 对未来岭南地区的防洪建设和设计提出建议。     

智慧城市支撑下的“多规合一”技术框架与实现途径探讨

 云计算中心、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为"多规合一"工作开展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本文从智慧城市技术支撑的角度出发,针对各市县部门规划中存在的矛盾、不协调问题,探讨了智慧城市对"多规合一"的支撑作用,提出了以数据、业务和平台3个层面构建的"多规合一"技术框架;从"多规合一"的数据体系、规划编制与管理协同及信息平台功能建设3方面分析了"多规合一"的实现途径,为市县"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与管理及"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建设提供技术指导。     

明代甘肃茶马贸易及对城镇形态的影响

以明代甘肃南部的茶马贸易为中心，试图分析明代茶马贸易中角色的变化，即以弘治三年为界，在此以前，贸易主导权在官方；在此以后，贸易主导权不得不下移，使得商人成为联系明政府与番人的桥梁。茶马司的设置改变了当地的面貌，更辐射除了范围更广的茶马贸易圈，促进其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该地的城镇形态。     

从渭北五陵的卫星城作用看秦汉新城建设

目的为有效总结历史城市建设经验,推动西安迈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方法历史文献分析与野外考察相结合。结果西汉渭北五陵的卫星城作用发挥的基础是复通、阁道、渭河三桥。结论西汉时期的渭北五陵是拱卫长安的卫星城,主要功能是护卫京师和安定社会,但其在防御外族入侵、振兴传统农业经济和地区商业贸易、传播区域文化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现代秦汉新城的建设规划在借鉴西汉五陵原的基础上,应该践行"整合优势、文化强区"的理念,一方面努力将秦汉新城打造成国家级示范区,另一方面亟待完善城际交通设施,并充分发挥其文化特色的优势。     

物联网和智慧城市数据处理与管理概念体系构建 ——以ITU-T数据处理与管理焦点组标准化项目为例

概念体系构建和术语工作是制定任何标准的基础,在多学科和多领域的场景中,构建概念体系和术语工作面临不同利益相关方需求不同而难以达成共识的巨大挑战.文章梳理了ITU-T FG-DPM在促进不同利益相关方和项目组成员之间达成通用概念共识构建统一术语及定义的经验,通过规范概念体系的构建过程,采用术语多维度协同视角来构建统一的数...     

广西城镇单亲幼儿家庭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

通过对广西城镇单亲幼儿家庭教育中教育环境、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教育内容的调查,呈现了真实、客观的城镇单亲幼儿家庭教育的状况,在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单亲幼儿家庭教育问题的建议。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系统探究

以资源型城市系统为切入点,通过原因维、主体维和目标维三方面分析,从而构建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系统的三维结构模型,并阐释绿色转型系统的现实意义及其实现途径,促进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中心论”对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影响

"城市中心论"首先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的盲动主义表现出来。在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会和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仍坚持城市是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阻碍中央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在李立三中央时期又以"进攻大城市"的冒险主义表现出来;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内部事务横加干涉,支持王明上台,使得"城市中心论"在中国的盛行达到了顶点,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产生了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