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童年和他的政治——从“自我”角度对周作人附逆悲剧的解读

由于自幼体弱多病,周作人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亲人的过度关爱,这影响于他的“自我”就是生命意识的凸显和弱者的自我认同的合一。这决定了周作人现实行为的出发点首先是自我保护,而与外界的自觉的呼应和配合则取决于他与社会的具体关系：只有在一个理解轨道和他的内心相通的环境中,周作人的自我的生命力才会被激发起来,其人格走向才是外向、张扬和成长的;如若不然,便是自我封闭,在对外界的决绝拒斥中退回到童年自我的封闭狭隘中去。周作人的“自我”的独特性在其附逆的人生悲剧中也得到了体现。     

四面环敌：鲁迅小说的角色模式

五四时期,孤独的鲁迅以多篇小说反抗孤独,从而形成了四面环敌的角色模式：孤独的主人公以孤独的方式反抗孤独,没有一个助手和支持者,而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都充当了对象和对头的角色功能,成为主人公悲剧的助推器。这种四面环敌的小说角色模式,既表现出鲁迅强烈的现实孤独感和反抗孤独的顽强欲望,同时也表现出一个启蒙者无奈的悲剧情怀。     

不可替换的道具——谈《爱玛》中钢琴的象征意义

简·奥斯丁的作品不以描写“强烈的感情”见长,相反,读者和评论家一直把她视为追求平和、沉稳、内敛、理智的情感的代言人和实践者,一个观点偏保守、致力于维护传统的小说家。其被公认为最成熟的小说《爱玛》中弗兰克赠给简的钢琴在小说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它是浪漫爱情的纽带,它是开放与封闭两种人生观矛盾的集中体现,它是对爱玛进行“开眼”教育的工具。钢琴是《爱玛》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道具,隐藏在钢琴之后的这段常被忽视的爱情故事显现了奥斯丁笔下被忽视的另一种爱情和生活态度。     

论寻根小说“神秘”景象描写中的“天人合一”

寻根小说作为当代文学神秘潮的先声,其神秘元素已然大面积出现,然而就“神秘”景象描写走向“天人合一”之“神圣”的艺术向度而言,却基本上出现了为“神秘”而“神秘”、偏离传统“宇宙情怀”艺术旨趣的弊病。     

爱情还是毁灭——论《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的玫瑰

《献给艾米莉的玫瑰》是威廉.福克纳最为著名的短篇小说。玫瑰既象征艾米莉对爱情的渴望,也预示其爱情、婚姻和人生的毁灭;福克纳借玫瑰表达其对艾米莉深切的怜悯之情和沉痛的缅怀之情,从而使这个短篇小说成为美国文学里一朵永远绽放的玫瑰。     

让苦难芬芳,使隐秘明朗——论乔叶的小说创作

乔叶的小说创作,在两个方面体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一是尊重"底层",表现"底层"苦难生活中的人性光芒;二是深入人们内心世界深层,挖掘被遮蔽的隐秘真实。此外,乔叶作为一位生长意识强的作家,近来的作品表现着她对自我创作局限的努力突破。     

论北美新移民小说中的中国农村形象

北美新移民小说中的中国农村呈现为两类矛盾复杂的形象:农村是贫穷落后的需要被启蒙之地,或农村是风景优美的美好田园。从北美新移民作家对农村的隔膜、写作的价值取向和关注焦点来探讨他们小说中关于农村的书写普遍平面化的原因,剖析新移民小说中农村形象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代小说中农村形象的建构。     

从明清小说的“V＋取”式结构看“取”字的语法化问题

“V＋取”式双音词在十部明清小说中共见114个,附加式占多数,“取”字语法化为词缀为近代汉语的双音化做出了贡献．因为语言精确表义和简练原则的制约,“取”在现代汉语时期失去构词能力。“取”自唐而来的语法化历程适应了汉语不同时期对它的要求。     

明清长篇家庭小说“家庭矛盾”之解析

家庭矛盾在明清长篇家庭小说中是一种普遍性存在。从小说情节来看,"家庭矛盾"是建筑长篇家庭小说叙事大厦的重要框架;从矛盾内容本身来看,这些家庭冲突及斗争除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之外,还表现得极为激烈和难以调和,极大地彰显出中国古代家族纷争和纠葛的残酷性。家庭小说作家在家庭矛盾的思考中似乎寄托着深层的隐喻意义,因而家庭矛盾亦是明清长篇家庭小说重要的类型特征之一。     

侠的沦落与古典主义的终结——韦小宝形象的现代性意义

武侠小说的诞生和发展是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相伴随的,这也使得现代武侠小说带有很重的古典主义色彩。在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建立之后,金庸的《鹿鼎记》塑造了韦小宝这样一个好色贪财、无赖油滑而又颇讲义气的反英雄形象,这标志着侠的沦落和古典主义武侠文学创作模式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武侠文学终于获得了现代性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