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中的电子证据保全程序

推行电子政务是今后行政管理的发展方向。可以预见,伴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而出现的电子证据将在行政诉讼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虽然《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电子证据作为新的法定证据类型规定其中,但在诉讼过程中如何对电子证据进行保全并未提及。由于行政诉讼活动的特殊性,加之电子证据具有易被破坏的属性,从保全方式、保全程序等方面对行政诉讼中的电子证据进行保全显得十分必要。     

"一元钱官司"现象透析

文章对“一元钱官司”所带来的一些社会现象进行评析，关注的是这一现象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以及它所反映出的公众在法律观念上存在着的一些误区。     

宪法诉讼与人权保障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其在人权的法律保障中占据核心地位。宪法诉讼也因此成为人权保障的最终性救济途径。我国由于缺乏宪法诉讼制度,导致公民基本权利在事实上并未得到真正的保障。应当充分认识宪法诉讼对人权保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立并激活这一制度,从而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体系。     

试析经济执法与经济司法的契合

经济执法与经济司法是经济法实施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尽管两者有很多区别,但两者联系更为紧密。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很多违法的经济执法行为得不到追究,有经济执法而无相应的经济司法的情况普遍存在。为了更好地维护经济执法与经济司法的关系,应当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以最大限度地监督经济执法,从而发挥经济司法的作用。     

民事诉讼送达制度改革新探

改革中国民事诉讼送达制度,主要应当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修正送达方式,拓宽送达的场所,明确代收人的职责。二是完善推定送达,包括送达的凭证(送达回证)和送达的日期。三是健全送达体制,分级送达体制和双轨送达体制是值得考虑的对策。四是拓展送达途径,适时地运用电话、电传、电子方式等予以送达,可以有利于解决司法实务中的“送达难”的问题。     

司法监督行政权力的轨迹

自从我国公民在法律层面上获得在行政权力作用影响下的司法救济权利以来,已有20多年。那么,考查我国司法权力对行政监督的发展轨迹,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对今后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更加科学理性,在保障公民权益和利于行政权力有效运行的路上顺利前行,成为法治行政健康发展的必须。通过两届政府十年十次最高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活动的总结性描述的考查分析,明显看出我国对行政诉讼的重视增强了;同时也明显看出行政诉讼在各种阻碍因素中行进的艰辛。有鉴于此,我国行政诉讼的未来发展,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法治方向。其次,行政诉讼的健康发展,也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最后,在遵循司法监督行政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的同时,必须正视我国共产党执政的特殊国情。     

国际刑事法院被害人参与审前程序探析——以检察官诉卢班加案为例

国际刑事法院开启了国际犯罪被害人独立参加诉讼活动的先河。《罗马规约》构建了比较全面的被害人参与审前程序体制,并在检察官诉卢班加案中获得初步实践。控辩双方、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审前程序参与资格、方式、作用等方面存在明显争议,预审法庭在被害人参与情势调查阶段与确认指控听讯阶段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应当借鉴国际刑事法院预审机制,建立被害人援助机构,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个体异质性与行业自主治理的研究

通过特定的效用函数来讨论个体异质性对行业集体行动的影响,选择个体供给技术水平和个体努力程度作为异质性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出口企业对行业集体物品总供给量既定的条件下,某个出口企业对集体物品的供给受到其努力程度和供给技术的影响,且这两个变量成正比例变化,即出口企业在采取集体行动时,供给技术水平越高的生产企业将付出越多的努力来保证集体行动成功;而生产规模小,供给技术水平低的生产企业不努力供给或者说是越倾向于偷懒,它们似乎更不利于促成集体行动.现实中存在许多支持上述假说的经验证据.     

新媒体对审计师意见决策影响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

近年来,网络舆情已经成为情报学、传播学等领域研究的热点主题,新媒体是推动网络舆情出现的主要力量.新媒体舆情的形成、演化、预警、治理策略的研究较多,但是新媒体信息对特定行业人群信息决策行为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程度的研究较少.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利用Probit、Ordered Probit等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媒体形成的网络舆情对审计意见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期了解和掌握新媒体对特定行业人群信息决策行为的影响,为新媒体治理和监管提供借鉴和支持.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师同时关注了新媒体发布的原创信息和转载的已有信息;新媒体发布和传播的公司负面信息越多,审计师越有可能对上市公司的年报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新媒体负面信息缩短了公司违规被监管部门处罚的时间期限,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预期.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构建探讨

和谐社会视野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与创新,应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从基本原则、启动者、适用范围、法律效力、救济措施等方面全面推进。行政诉讼调解应基于自愿和合法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合意而启动,由法官居中主持,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当然,对于无效和可撤销的调解协议也应当提供必要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