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导游冲突问题研究?

我国旅游业的现代化是一种“赶超型”的发展模式，作为旅游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旅游企业和旅游经营从业者的生存状况应受到更多的关注。近年来经过媒体曝光的全国各地爆发的导游与游客及旅游管理部门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导游冲突有蔓延发展并成为一种社会问题的趋势。本文从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导游人员冲突事件入手，从旅游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导游队伍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如职业心态不正、罢工、犯罪等越轨行为，探讨解决的对策和措施。     

马融《丧服经传注》的经学意蕴

《丧服经传》是《仪礼》第十一篇。礼乐制度的根本功能在于确立君统，建立一种有差别的等级宗法社会秩序。东汉中后期，太后临朝称制、外戚和宦官专权，使得皇权陵夷、纲纪沦丧。作为东汉黑暗社会的受害者与反抗者，一代经学大师马融也通过注释《丧服经传》，曲折地表达了他试图强化宗法礼制、借以重建纲常秩序的社会变革理想。     

《石曼卿诗集》版本源流考

《石曼卿诗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是宋诗别集,宋石延年著,原版已亡佚,现存版本为原版诗的1/10不到。对《石曼卿诗集》的作者石延年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石曼卿诗集》的版本源流进行了考证,以飨读者求索之心。     

蒙汉版蒙古族文学史的编撰研究——以苏尤格主编版和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版

苏尤格主编、1995年出版的蒙文版《蒙古族文学史》(当代)和特·赛音巴雅尔主编、1999年出版的汉文修订版《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是研究蒙古族当代文学的重要著作。两部文学史的编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体例严谨,内容丰富,材料充实,批评视角多样,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广泛吸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诸多成果。这两部文学史的编写特征体现出不同编者的撰写风格,反映出学界对蒙古族文学的认识以及蒙古族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规律。     

从文学史研究到学术史创构——黄修己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贡献

论文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黄修己先生从作家研究和文学思潮研究起步，到独立的文学史著述进而到学术史整理这一宏阔的的学术研究理路，指出其实证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的研究精神，总结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独特贡献，认为其不断修订与自我超越的学术研究心态在当下普遍浮躁的学术语境中值得珍视。     

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中的杨家将形象

杨家将在历史舞台的影响恒久远，然而杨家将在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中的形象存在着差异，杨家将三代代表人物在历史叙事中表现为忍辱负重、忠君爱国、骁勇善战、远见卓识的形象，而后在文学叙事中又进一步彰显了其尽职尽责、孝敬父母、尚气节、体恤将士的形象，当下不断有文艺作品重塑杨家将形象并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维护正义、面对困苦积极乐观的气节与品格。这些人们所敬仰的美好品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存在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打破固有束缚,施行开放体例——新闻学、广告学专业古代文学作品选教材编选原则

高校现行古代文学作品选教材与新闻学、广告学专业的发展有诸多不适应,有必要为这两个专业重新编选一部古代文学作品选教材。重新编选教材应遵循开放性原则,而要实现这一原则,需做到四个结合,即教材内容的综合性与区别性相结合、教材体例的模式化与灵活性相结合、教材作品的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教材整体思维的主流性与多维性相结合。在开放性原则下,教材编选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新闻学、广告学专业大学生独特的观察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而教材编选的理念是"以教材为辅,以观察与思维为主",这一编选理念也是重新编选教材的教学理念。     

《警察与赞美诗》的认知解读

应用认知语言学的常规关系理论对《警察与赞美诗》进行分析后发现：（1）《警察与赞美诗》的故事情节安排是基于常规关系的，人物各自常规关系的个体性差异是导致小说情节令人啼笑皆非的重要原因之一；（2）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依赖于常规关系。读者除了利用自身已有背景知识中的常规关系理解作品之外，还会与作家互动，并临时建立一些常规关系帮助解读作品，这就解释了该小说结局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欧·亨利式结尾”的认知机制。     

《荷马史诗》中的审美意识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文学辉煌的代表,内容丰富多彩,堪称人类童年社会的“百科全书”,因此,它也反映出那个年代所独有的审美意识.塔塔科维兹曾指出,早期的希腊美学家在系统阐述关于美的概念时,总是以早期的诗歌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范本,因而借助荷马史诗,通过对反映出的人物、自然以及艺术的概括,发现隐藏其中的希腊人早期的审美意识.     

城乡对立交接中的“死亡传统”——茅盾《子夜》与纳张元《鸡头》的一种比较

吴老太爷是茅盾小说《子夜》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形象,老祖形象则是彝族著名作家纳张元作品集《走出寓言》辑一之《彝山纪事·鸡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和持有者,他们都仇视现代都市文明,始终把持顽固不化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思想,并致使自己与世俗世界格格不入.然而,顽固的、冥顽不灵的懦弱性格,环境的变化使他们在接触现代文明时失去了自我文化的保护,他们的悲剧命运终将不可避免.性格上的相似性,以及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使他们在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着断裂性和文化身份的差异性,环境的变化以及话语权的丧失导致两人悲剧命运的最终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