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与赞美诗》的认知解读

应用认知语言学的常规关系理论对《警察与赞美诗》进行分析后发现：（1）《警察与赞美诗》的故事情节安排是基于常规关系的，人物各自常规关系的个体性差异是导致小说情节令人啼笑皆非的重要原因之一；（2）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依赖于常规关系。读者除了利用自身已有背景知识中的常规关系理解作品之外，还会与作家互动，并临时建立一些常规关系帮助解读作品，这就解释了该小说结局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欧·亨利式结尾”的认知机制。     

《荷马史诗》中的审美意识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文学辉煌的代表,内容丰富多彩,堪称人类童年社会的“百科全书”,因此,它也反映出那个年代所独有的审美意识.塔塔科维兹曾指出,早期的希腊美学家在系统阐述关于美的概念时,总是以早期的诗歌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范本,因而借助荷马史诗,通过对反映出的人物、自然以及艺术的概括,发现隐藏其中的希腊人早期的审美意识.     

城乡对立交接中的“死亡传统”——茅盾《子夜》与纳张元《鸡头》的一种比较

吴老太爷是茅盾小说《子夜》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形象,老祖形象则是彝族著名作家纳张元作品集《走出寓言》辑一之《彝山纪事·鸡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和持有者,他们都仇视现代都市文明,始终把持顽固不化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思想,并致使自己与世俗世界格格不入.然而,顽固的、冥顽不灵的懦弱性格,环境的变化使他们在接触现代文明时失去了自我文化的保护,他们的悲剧命运终将不可避免.性格上的相似性,以及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使他们在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着断裂性和文化身份的差异性,环境的变化以及话语权的丧失导致两人悲剧命运的最终产生.     

迷失与偏至:当下文学批评的精神缺失透视

当下我国的文学批评领域精神缺失、乱象纷呈。批评者迷失了应有的身份与职责,在功利目的驱使下,批评标准日益模糊。对创作和接受的精神超越与引领能力严重不足,建构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缺失。导致文学接受日趋媚俗并反过来影响创作,陷入恶性循环。文艺批评标准的理解偏差和对文艺的载道功能的认知偏至是造成当下批评精神缺失的深层原因。     

论《折狱新语》的文学性

《折狱新语》是我国现存明代唯一的判词专集，所收判词虽属实用文书，却极富文学性，如它善于建构形象、多用积极修辞、风格幽默风趣等，但又不以牺牲实用文体的清晰逻辑和实用功能为代价，而是在丰赡的文学性和法律逻辑性之间实现了平衡。     

“民国机制”文学史观和价值评判研讨的反思

李怡于2009年提出的关于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范式“民国机制”在民国文学研究里取得了方法论上的突破，引起了两岸学界的共同关注。由于形成时间短暂，它还需要经历诸多现实的考验。结合李怡等相关学者对此叙述范式所进行的解读，可以发现在文学史观和价值评判上仍有值得思考和商榷的地方。     

文学作品的标题翻译研究

文学作品标题翻译中所遇到的问题,包括文学作品标题的特殊性,文学作品标题翻译的标准及方法,通过文学作品标题翻译的个案分析,得知在翻译中需要对主题仔细考证、慎重选词,做到准确,体现原作的艺术特色和译者的文学修养。     

从欲望书写到人性审美——论李师江的小说创作

李师江是"70后"作家中对小说创作具有清醒意识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从身体写作的无耻叙事,到都市小说的狂欢化叙事,再到古典白话世情小说的老实叙事,变化很大。无论哪种风格,诚实化叙事都是他小说创作的生命,也是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不断的文学转型中,李师江的小说走向成熟。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通过梳理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后-70年代 、80-90年代、新世纪以来,厘清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在每个时期的特点及前后之间的联系。指出随着时代变化,研究话语由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向多民族文论发展,研究的方法与视角也由单一的文学理论向文化学、诗学、比较文学推进,并且整合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使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成为一门跨学科、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研究共同体。     

吉林省两城市常见绿化植物单体色彩美景度评价

以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各类绿地为研究样地,选择70种常用绿化树种为研究对象,采用SBE法、相关分析、方差分析、逐步回归等方法,确定影响园林植物单体色彩美景度的主要因子,建立美景度预测模型.结果表明:树木姿态(F=2.089,P=0.018)、彩叶光泽(F=2.828,P=0.001)是影响园林植物色彩美景度的主导指标;美景度预测模型SBE=-100.706+17.888x1+24.292x9(x1为彩叶光泽,x9为树木姿态);美景度随彩叶光泽、树木姿态等指标分值的提高而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