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时期前十年的维吾尔文学理论批评

十年维吾尔文学理论批评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有：强调文学的独特性、结束了文学依附于政治的局面；对文艺的审美本质、情感在文艺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他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而全面的探讨；强调了文学的以审美作用为中心的多种作用；首次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了研究；主张文学批评的标准应该是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的完美统一；出版并发表了有关维吾尔诗歌创作的理论专著及部分理论文章。存在的问题有：论题和内容重复多，缺乏创新精神。在这10年中，理论批评总体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平衡现象，基本上处于一种封闭状态。     

语用移情与文学翻译之异化策略

文学作品与文学译作生存于两个不同的文化语境,而无所不在的文化语境使得差异性在文学翻译中显得尤为突出。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正确处理翻译中的差异性问题已成为翻译界一个新的关注点。文章以贾平凹的小说《浮躁》与其英译本Tubulence中的英译为例,从语用移情的角度出发,对汉英文学翻译之异化策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对比分析,认为异化策略有助于不同语言的文化交流。     

两种合理性的冲突--胡风和"讲话派"文学批评标准比较

"讲话派"批评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胡风则有三方面的标准:启蒙的标准;救亡的标准,胡风把它统一到启蒙要求中;美学的标准,相当于艺术标准,但他视其为文学必不可少的基点而非第二位的.救亡压倒启蒙,政治压倒文学是胡风和"讲话派"冲突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这是两种合理性之间的冲突.     

壮族文化生态的竞生之美——壮族文化生态美研究之六

壮族文化生态的竞生之美表现为壮族人对现世生活的追求和对自身的本质力量的肯定 ,其典型形态是壮族歌圩。壮族文化生态的竞生之美在张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保持着对自然物的尊重和崇拜 ,没有产生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的状况。     

唯美,尤其美在心灵——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追求及其《道连·格雷的画像》

19世纪末在欧洲出现的唯美主义思潮是最直接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思潮。唯美主义者主张“艺术具有独立的生命”,他们尤其注重文学艺术的形式美,着力探索文学形式,探究文学与音乐、绘画之间的关系,以增强文学作品的表现力。奥斯卡.王尔德是唯美主义的最积极鼓吹者,也是唯美主义文学的身体力行者。长篇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以奇特的构思、机智的语言和巧妙的象征体现了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追求。尽管王尔德试图使艺术摆脱道德的束缚,却也在不经意中表达了弃恶从善的忠告,唯美,尤其美在心灵。     

千古少有的偏见--王夫之眼中的杜甫其人其诗

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代誉为”诗圣”,他的成就和影响几乎无人可及,但清初王夫之却对其存有严重的偏见,竭力贬抑杜甫人品,贬低杜诗成就。王夫之抑杜、贬杜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认为杜诗有悖风雅传统;二是厚古薄今倾向;三是重汉魏轻唐宋的倾向。     

文学治疗的民族志——文学功能的现代遮蔽与后现代苏醒

文学为什么在所有的人类文化群体中存在？文学是怎样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的,这种功能是什么？ 西方现代性的知识体系虽建构出文学的独立学科,形成贵族化的文学经典尺度和以书写本文为前提的文学史观,却割裂了文学发生的文化语境,遮蔽了审视问题的原生态文学视野。因此,当今的文艺学理论虽讲文学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却忽略了文学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包括治病和救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治疗功能——人通过法术性的语言实践获得精神的自我救援与自我确证。 文学人类学所提供的民族志材料,揭示出巫史同源和巫医不分的远古事实。其理论启示是：出自巫觋之口的祝咒招魂一类诗歌韵语,形态上属于文学,其功能却不是为了审美或欣赏,而是和萨满一巫医治疗的产物。 以人类学在20世纪的萨满教研究为契机,西方知识体系内部发生的东方转向和原始转向,给文史哲专业带来一场后现代文化寻根运动：从艾利亚德、藤野岩友、张光直到格里马迪尔,完成了从屈原、耶稣到苏格拉底的巫师还原过程。并在西方文学的起点——口传歌手荷马的家乡找出希腊关键词επωδοζ“唱咒诗治病”,给现代性的文学观带来巨变。从古印度《吠陀》的治病咒诗文本,到藏族《格萨尔》艺人的治疗术,再到台湾布农族的巫师文学治病案例、殷商甲骨卜辞的医疗观念、佛教六字真言的唱诵实践,文章列举出八种民族志材料,将“文学治疗”命题还原到现实生活的真实语境中,给出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呈现。 回到文学艺术所由滋生的文化田野之中,重新体察文学的精神医学原理,也就重新理解了文学的“人学”实质。     

风清骨峻,藻耀高翔——论《文心雕龙》风骨与文采的关系

《文心雕龙》所述"风骨"这一美学范畴与文采关系密切,但"风骨"与文采并不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二者也并非对立或并列的关系,风骨包含文采。刘勰主张文章应该达到"风清骨峻,藻耀高翔"的文质彬彬的理想状态。     

古代文学创作论中的“物本感应”与“事本感应”

＂物本感应＂与＂事本感应＂是古代文学创作论的两种基本观点,对于古代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意义。产生于六朝时期的＂物本感应＂论强调自然之物为文学创作之本源;生成于唐代的＂事本感应＂论强调社会生活之事为文学创作之本源。二者都受《乐记》的影响,比较而言,＂事本感应＂更深刻地反映了古代文学的创作实际。     

关于贵州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贵州文学理论研究要突破一般的“作家作品论”的樊篱,打破地域局限,不仅要做好地方作家作品的评论工作,更要在文学基础理论,文学史,比较文学等方面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理论研究,形成理论体系,组成一支有实力的文学理论研究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