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控制型VMI & TPL集群式供应链的补货决策和协调契约

在集群式供应链中引入集中控制型供应商管理库存(VMI)与第三方物流(TPL),建立由n个供应商、一个主导TPL、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集成管理模型.首先,以运输成本最小化为目标,考虑单次运输成本与单次运输批量的关系,研究TPL从各供应商处分别取货和按送奶路线循环取货两种补货方式下的批量决策问题.然后以利益共享契约模型为基础,建立基于不对称Nash协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契约分析该集群式供应链的协调问题.研究发现:边际运输成本因子是选择补货方式和补货批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按送奶路线循环取货的方式受此因子的影响更大;基于不对称Nash协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契约可以唯一确定契约参数,从而实现供应链的帕累托最优.     

福建农民工权益保护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劳动合同的视角

根据在福建若干个地区收集到的问卷资料,分析劳动合同的签订与农民工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基本工资没有正向影响,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工作时间没有负向影响,对农民工获得社会保障有正向影响.劳动合同还不能从根本上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可从加大培训力度,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普及法律知识,提升农民工维权意识;提高平等劳动合同的签约率等方面着手来切实提高农民工权益.     

基于AHP-GRAP法的业主对施工承发包模式的优选

针对工程建设领域内业主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即在对施工承发包模式进行选择时如何才能作出最合理的决策,提出了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GRAP)两者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若干个层次和指标将定性问题定量化,利用层次分析法求出备选承发包模式各项指标的权重,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求出承发包模式各项指标与参考序列的关联度,为承发包模式的优选提供科学依据。实例分析表明,该方法是合理有效的。     

违约损害赔偿中可预见规则研究

合同法中的可预见规则最早产生于法国,随后被各国所继承并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含义是合同当事人违约给对方造成财产损失,违约一方当事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应是因为违约造成的财产损失和在订立合同时双方当事人可以合理预见到的财产损失。本文对可预见规则的历史渊源、主要理论学说、具体实践适用以及适用的例外等方面对可预见规则进行充分探究,为可预见规则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提供适当参考和借鉴。     

消防执法的正外部性及其制度激励

消防执法作为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消防执法的正外部性源自于有限理性、公共物品属性、政府俘获以及制度的非科学性与欠完善性等基本因素,具有广泛而多样化的功能。消防执法正外部性决定了法制激励的必要性,具体包括了树立实质正义、社会本位、整体效益的价值理念以及主干制度建设两个层面。     

80后知识型员工“地下创业”问题研究

"地下创业"具有隐秘性、低风险性和形式多样性的特征,在80后知识型员工中颇为流行;社会环境和80后知识型员工自身特点构成其进行"地下创业"的拉力,企业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构成80后知识型员工进行"地下创业"的推力;"地下创业"会带来人力资源的隐形流失等问题,企业可以从秉持正确的态度、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建立健全激励体系、鼓励内部创业等措施来处理80后知识型员工的"地下创业"行为。     

舰船修理最优目标价格激励合同模式分析与设计

探讨了舰船修理现行定价模式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之后,从成本、进度、质量三个方面对舰船修理最优目标价格激励合同模式进行了分析与设计,并从目标价格提出的时机、军方视情组织论证、严格目标成本调整以及强化过程成本的监控等方面对推行舰船修理最优目标价格激励合同提出了建议。     

象胶“热缩冷胀”的实验研究及其热力学分析

实验研究了恒定外力下橡皮圈伸长和温度的关系,并通过热力学分析发现橡胶的“热缩冷胀”正是熵弹性的体现．利用这一实验结果和热力学循环关系,得到了橡皮圈内能贡献和张力比值fe／f大约为20％．     

契约婚姻视阈下妇女财产权益的法律保护——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思考

现代契约的精神来自罗马法,而婚姻本身确实具有契约的外观和某些属性。从法律上看,婚姻可视为平等的异性主体之间就共同生活缔结契约而形成的法律关系。当今我国社会,离婚率不断攀升,且关键问题之一便是财产分割,故婚姻中妇女的财产权益保护已成为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本文从契约婚姻的视角,对婚姻中妇女财产权益的保护进行探讨,通过反思《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有关规定,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与对策,为婚姻关系中妇女财产权益的法律保护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探索与思考。     

大学—企业技术转移的合约安排与收益分配

通过分析大学技术转移过程中固有的激励和风险问题及其所造成的困难,认为仅仅赋予大学科研成果明确的知识产权是不够的,成功的技术转移还要为大学和企业协同创新提供激励,并尽可能地降低企业承担的风险。最优的合约安排应将大学科研人员的收益与技术商业化收入相关联,并灵活采用阶段性支付或分成形式来分担企业在技术开发和商业化过程中的风险。为了保证大学技术转移的可持续性,在收益分配环节必须给予发明者足够的份额,从而提升大学的长期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