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宋代的文化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相适应的。其社会特征已是无可挽回地滑向了下坡路的后期时代。从总体上看,宋代的统一,并不像汉唐是在经过大规模农民暴动冲击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靠陈桥驿事变和“杯酒释兵权”的权术起家的,宋王朝并未真正触动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痼疾,其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延续或部分发展了唐代既有的政治经济成果,加以其封建专制机构的老化和运转、指挥不灵,更增强了其社会衰落的趋向。宋代文化的繁荣,并不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所必由派生。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封建后期的社会结构变化(如庶族地主阶层占主导统治地位)和社会关系变化,以及文化自身发展规律所致,特别是人民大众兴起的新思想、新内涵如“均贫富、等贵贱”的平等自由取向和个性解放思想以及庶族士子诗词文中的关心民瘼、抨击时弊和爱国思想的酿成。     

论大学新生弱势群体心理的症结与出路

大学新生进入新的学习、生活环境之中,在他们的心理上会产生许多不适应症状,要使他们尽快的摆脱这种困境,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对策,尽快使他们适应新的生活,尽快进入角色,做一名生活的强者.     

西北贫困民族聚居区学校体育发展对策建议

针对西北贫困边远民族聚居区学校体育“总体比较落后、地域特征明显;观念比较陈旧、经费严重不足;民族特色突出、发展潜力较大”等特征及其成因,提出了4条建议:国家设立“西北边远民族聚居区学校体育发展”项目;在民族聚居区教育界开展学校体育地位与作用的大讨论,提高对体育的认识水平;在教育经费中划定体育专项,并专款专用;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势,设立“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应对这些地区学校体育发展进行专题研究和专项治理.     

《离骚》三家注特色探究

分析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赵逵夫先生《离骚正读》的《离骚》注体例内容，探究三家注的特色：王注重对诗意作整体阐解；洪补注体例完善，详于名物的补释征引；而赵注则将诗歌的宏观把握和微观详释紧密结合在一起。     

将高校贫困生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思考

在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同时,高校贫困生因为对其认识的片面性,及社会保障的特殊性,使这一群体处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的真空地带。为了保障高校贫困生生存的权利,有必要将高校贫困生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应考虑高校贫困生的特点,建立适合高校贫困生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晚明江南士人家居陈设思想对陶瓷艺术风格的影响

晚明江南士人家居陈设出现审美化、时尚化、宜居化等新变化,对陶瓷艺术发展产生深刻变化。晚明江南士人家居陈设[1]尚雅思想促使陶瓷艺术朝文人化、写意化、古意化发展;晚明江南士人家居陈设[2]尚奇思想推动陶瓷艺术朝个性化和多样化发展。     

东晋中期士人的思想文化特征

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东晋中期士人们有着显著的思想文化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玄佛合融;审美情趣的变化;追求率真与坦诚;“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为官心态.正是这些显著的特征,使得这一时期士人的思想文化在魏晋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试析《儒林外史》中八股文人之心态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细致地描摹了八股文人迷信八股、封闭执拗、驯服自卑和虚伪无耻等心态,深刻地揭露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身心的践踏和摧残。上述种种心态的形成,与明清末世文化上软硬兼施的专制主义、八股文人过于单一的角色认同和社会上摧残士人身心的习俗氛围有着密切的联系。     

试论清末常州词派文人的屈骚情结

屈骚情结作为一种文化原型在清末常州派词人身上体现为以下几方面内容：一、美人香草式的抱节自持;二、对多难家国的真挚关注;三、清帝逊位后的遗老心态。屈原身上本有爱国与忠君的双重因素,时值清末,历史已显示了走向另一种选择的必然性,爱国被注入了与忠君截然不同的内容。他们再死抱“忠君”不放,就只有走向“爱国”的反面,以可笑可悲的形式为这一传统的人格模式做了合理的逻辑收束。     

宁波与道教文化

宗教文化在宁波地区渊源流长,既有光辉灿烂的佛教文化,又有曾经非常兴盛的道教文化。四明山脉的洞天福地吸引了众多的道教徒遁迹山林、兴宫筑观,聚居修炼,其中就有葛洪、徐可复等著名道士,唐宋对道教的扶持也使得宁波地区道观林立,这些都是宁波发扬道教文化的宝贵基础。但发掘道教文化不能仅仅局限在道教界．而应该关注道教的广泛影响力,如道教与浙东学派的关系等。许多浙东学派的学者实际上与道家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宁波文化素养的养成,因此宁波在建设现代都市的进程中需要重视对道教文化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