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俨与史密斯的通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史密斯(David Eugene Smith)档案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近20通李俨(1892-1963)和史密斯(1860-1944)通信的正本、副本及草稿.这些通信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合作撰写英文本中国数学史.尽管他们的合作没有成功,但这些信件是研究中国数学史学史的重要材料.     

试析撒路斯提乌斯在罗马史学史上的地位

撒路斯提乌斯是罗马共和时期的政治家、史家。他的作品无论在选材上、写作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从当代政治、军事事件入手，以道德为评价准绳，尽量客观地描述了共和时期罗马社会的发展状况，他的写作特点和他的史学思想对后来罗马和西方史家有一定影响。     

中国医学史与技术史中的父权制意蕴--评《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通过介绍费侠莉、白馥兰对中国古代妇科医学史和技术史的研究，刘兵、章梅芳合著的《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展示了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视角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价值。费侠莉通过对中医妇科在宋明之际发展的研究，白馥兰通过对房屋建筑、纺织技术、生育技术的历史研究，分别揭示了中医妇科和日常技术实践的父权制意蕴。该书展现了性别视角与人类学视角、反辉格和后殖民主义视角的联系，而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与传统的实证主义编史学的根本区别还在于所持的科学技术观的差异。     

主流科学史中智识史与社会史传统的分离、纷争与融合

智识史与社会史是主流科学史中两大研究传统，这两大研究传统的历史演变构成了科学史学的历史。本文通过对智识史与社会史传统分离和纷争历史的系统疏理，指出两大传统的互补和融合是世纪之交科学史学发展的新趋势。     

温州史学源流简述

温州史学源远流长，本文分南宋时期、清末民初时期、五四至建国后等三个时期论述温温州史学的发展，及以上各个时期主要史学家的成果和特点。南宋时期的温州史学有以下明显的特点：一是重事功。二是经史并治。三是推崇编年体，重视近代史。清末民初时期，一是继承宋以来浙东学派的传统。二是开始重视学术史的研究，重视乡邦文献的整理。三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开始了新史学的创作。五四至建国后此一阶段的温籍史学家，虽执教南北各地，治史方向亦各有侧重，但他们有一共同的特点，受浙东史学和永嘉之学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编史学教程简介

在科学史在中国步入“再建制化”发展时期之际,加强科学史基础课程建设对于科学史学科发展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编史学教程始设于1999年并持续开设至今,包括科学史学史、科学史子研究域中的编史方法及相关学术争论、以及科学史哲学（元历史问题研究）三方面的内容。该课程意在帮助在读研究生从整体上把握科学史的学术流脉,拓展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提升其历史理论思维能力。这里所给出的是该教程的教学大纲及分类文献。     

人类学与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层面的同异研究

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一定的案例分析,比较研究了人类学和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在编史理论与方法上的同和异,认为二者在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综合运用,对科学技术史研究以及人类学和女性主义均具有重要意义。     

鲁迅小说史学中的社会学意识——以《中国小说史略》中明清小说研究为例

鲁迅作为学者,其中国小说史学研究成就斐然,展示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学研究中的开阔视野,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缜密的学术思维,其中的社会学意识便是其特点之一。以鲁迅的明清小说研究为例,鲁迅以社会学的标准对明清小说做出分类和考证,对于明清小说思想内容的研究同样具有时代社会关注的特点,而在探究明清小说发生学时,同样做出了社会背景的考量。     

科学史学的理论域面及意义

科学史学是以科学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本文针对科学史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存在的模糊问题,从理论上对科学史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探讨,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界定了科学史学的研究范畴,以期厘清科学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提高科学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Galilean argumentation and the inauthenticity of the Cigoli letter on painting vs. sculpture

This essay is partly a case study of the role of logic in historiography. It is also partly a test case for the thesis of a Galilean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esthetic attitude and scientific thought, advanced by Panofsky, Koyré, and Heilbron. Intrinsically, it is a discussio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letter to Cigoli dated 26 June 1612, widely attributed to Galileo, containing argumentation about the relative aesthetic merits of painting and sculpture. I undertake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letter’s method of argument,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it with Galileo’s. I argue that the letter does have some Galilean characteristics: critical reasoning; ad hominem argumentation,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sense; and appeal to experimentation. However, the letter falls short of the typical Galilean open-mindedness, fair-mindedness, and clarity; crucially, it uses several illative terms which Galileo never uses, and does not use the one he uses most often. The latter features outweigh the former. Moreover, I discuss some aspects of the letter’s substantive content, primarily a theory of vision that disregards the dynamics of perspective and the faculty of binocularity, which Galileo understood and exploited very well. My novel argument vindicates an old judgment of Favaro, who doubted the letter’s authenti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