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官督商办股份制公司企业的治理与监管

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承袭了传统官督民营政策，又吸取了西方股份制公司企业的筹资方式，试图赋予商人投资者一定的管理权限，但总的看来，其治理与监管表现出浓厚的官方行政干预特征，政府凭借政治，经济权力委派官方经理人员，插手企业的经营活动，使投资者的权利落不到实处，股权从属于政府行政权力，违背了制度设计者发挥商人投资者和政府双方作用，合力推进新式企业成长的初衷。     

彝汉双语版政府网站开发概述

利用“yiwin彝文系统2002”(智能版)来完成双语版甚至是多语版网站建设的部分工作是彝文信息处理系统除广泛应用于新闻、出版、印刷、教学、科研及办公之外又一新的尝试．从“甘洛信息网”(彝汉双语版)的实际开发过程出发，证明了这一尝试将成为今后民族地区网站建设的设计方向和成为民族地区信息化与民族文字和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亮点．     

从应对SARS反思政府职能

现代社会理论认为，社会的结构应当由三部分组成：市场、政府和公民。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我国社会结构的各部分的职能在转型时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逐步走向完善，社会中介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体系也逐步形成，而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政府在转型时期已经明显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SARS是对我国政府能力的一大考验，从SARS中思考政府职能的转换，对加快社会结构的转换具有现实的意义。     

论社会资本与行政改革

行政改革通常是一个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在行政改革中 ,引入与二者互动息息相关的社会资本理论 ,有助于深入地了解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的社会内涵 ,建立起社会各部门、各行动主体在公共事务管理中良性的互动机制。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关系密切.公司治理结构是促使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是实行内部控制的制度环境;健全的内部控制也是正确处理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关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手段.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应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具体划分内部控制目标、加强内部会计控制.     

基于非期望效用函数的随机经济增长模型

采用非期望效用偏好结构，引入生产性政府花费，建立了连续时间随机经济增长模型，利用随机最优化方法，确定了宏观均衡解，在模型中讨论了产出的波动、税后资本平均回报率以及收入税对经济的宏观影响，得出了最优收入税税率的表达式r^*=1α。     

党在民族地区执政能力建设的特殊任务

加强党在民族地区执政能力建设,要把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相结合,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牢把握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推进民族理论创新、推进民族政策创新、推进民族工作创新。     

基于多主体建模的社会化养老形成分析

在国家大力推进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了社会化养老的形成.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利用多主体建模方法,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养老机构、家庭三大类主体的社会化养老仿真模型,模拟了社会化养老行为这一宏观社会经济现象的形成.仿真结果表明: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对社会化养老的形成有显著影响;政府补贴对社会化养老有效需求的产生影响不显著,而对服务供给产生较大影响;而老年人的财富水平、对父母的关爱水平、对下一代资金投入和对下一代关爱水平对社会化养老的形成影响不显著.     

同时考虑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的四阶段SFA模型——在我国省际技术效率和政府管理绩效中的应用

为克服三阶段DEA模型忽略了投入-产出之间统计噪声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这一不足，将环境因素细分为员工工作环境和管理环境两类，提出了一种基于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技术的四阶段模型. 通过对比剔除管理环境因素前后的技术效率，得到动态经营管理效率（management efficiency）. 进一步，利用四阶段SFA模型对2002-2010 年间我国省际技术效率和政府管理绩效进行了测算. 研究发现：（1） 我国整体、三大地区及各省区综合技术效率均呈现“U型”波动趋势，且东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而实际技术效率呈现单调递增的变动趋势，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 （2） 政策扶持对于地区技术效率的提升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贡献率高达71.4%；政府管理绩效呈现“U型”波动趋势（江西，湖北，海南除外），且东部地区高出中西部约8.9% 和3.2%. 作为技术效率和经营管理绩效实证研究的技术基础，四阶段SFA 模型为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很好参考.     

不同农药残留标准下家庭农场种植行为选择

文章建立了政府与家庭农场农户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在不同农药残留标准下政府如何对生态种植行为进行激励.研究表明,在宽松的农药残留标准下,政府可通过征收农药税等方式提高农药成本来激励农户选择生态种植,生态补贴及超标罚款的效果不明显;在严格的农药残留标准下,当农产品抽查难度较大时,政府可选择降低检查概率,同时大幅度提高农药价格来增加农户使用生态种植的动机;当政府对农药成本控制力较低或农药价格增量的边际效益较小时,政府应提高其检查概率,同时提高对于农药残留超标的罚款及生态种植的补贴来激励农户使用生态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