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末世亡国之君的典型艺术形象——谈《李自成》对崇祯皇帝的人物塑造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通过对崇祯皇帝的典型塑造,真实地反映了处于封建末世的亡国之君的黑暗统治,深刻地揭示了在绝对君权统治的制度下,专横独裁的封建统治阶级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本质;真实地反映了处于封建末世的亡国之君的垂死挣扎,深刻地揭示了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外强中干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真实地反映了处于封建末世的亡国之君的变态心理,深刻地揭示了在皇权秩序分崩离析的形势下,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悲剧的矛盾性格和世纪末情结,从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成功地创造一个活生生的独具特色的封建末世亡国之君的典型艺术形象。     

袁世凯与直隶商业

袁世凯十分重视直隶商业的发展,他的举措具体而言有三：一是拯救北方巨埠天津市场;二是减轻商人负担;三是解决一些商业方面的实际问题;就宏观而言主要是发行公债、整顿税收,开办银行、进行币制改革,再就是致力于改进交通、以法治商。由于袁世凯的努力,直隶商业得到极大发展,直隶也因此取代湖南省成为全国的模范省。晚清重商思潮风起云涌,袁世凯乃其实行者,以往学界重思想、轻实践,并不足取。     

文明戏(中国早期话剧)研究史的几个问题——以袁国兴和黄爱华近著为中心

近几年相继出版的袁国兴的《中国话剧的孕育与生成》和黄爱华的《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是两部各有特色的文明戏研究专著,有体系的专门研究论著的出版,无疑标志着中国国内的文明戏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通过对文明戏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的考察,可知今后的文明戏研究方向应该是:一、加强戏剧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只有依靠正确的资料,才能期望文明戏研究有新的成果产生;二、加强中日学术交流,以解决中国学者对日本戏剧知识不足的问题;三、加强文明戏与中国传统戏曲以及早期电影的关系的研究,以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文明戏的特性。     

韩贞的反对陈言与他的当下理会——兼论泰州王学的理论创新

泰州学派虽然充满了创新精神,但毕竟是阳明心学下的一个学派,所以泰州学派是主张从心悟入手的。韩贞既继承了泰州学派的心学思想,也继承了泰州学派的创新思想。他认为道在当下,所以韩贞反对为学者寻章摘句,搬弄陈言,舍却当下不理会。韩贞特别强调"刻下功夫",强调要不泥经书,务求内心陶然,并有破甑不顾之勇。韩贞的这一思想不仅为人们更准确地知道行道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也将泰州学派的创新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元代曲家杭州行迹述略

杭州是元代的戏剧中心之一。尤其是杂剧中心,作为杭州剧坛构成要素的剧作家,对杭州确立和维持杂剧中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代杭州剧坛的曲家构成按其行迹可分为三类:一是杭州本土的曲家(杭州籍且居杭曲家),他们是杭州剧坛的主要经营力量;二是因各种原因流寓杭州的曲家,他们是杭州剧坛的壮大力量;三是游历杭州的曲家,他们激发、烘托了杭州剧坛的气氛,促进杭州作为杂剧中心的成长与发展。正是在这些曲家先后共同的营造、努力下,杭州的杂剧创作渐成气候,并逐渐成为元代后期杂剧活动的中心。     

论元代科学技术和元代社会

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的高潮，而元代实堪称为其顶峰。文章探讨了元代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及其与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化交流等方方面面的相互关系，从而探讨元代科技发展起伏的社会原因。     

宋代湖州州学与胡瑗的教改实践

北宋中期以后曾大规模兴办地方学校 ,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各地学校办学是否成功 ,需要做具体的分析。湖州州学自建校后 ,一些地方官员为解决诸如办学经费等问题做了各种努力 ;教育家胡瑗为培养人才 ,在湖州州学对脱离实际的教学内容和陈旧的教学方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以上两个方面正是湖州州学在众多地方学校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论魏源思想中跨文化理念的成因及其价值

魏源从林则徐的《四洲志》中看到了世界的辽阔,从侵略者的船坚炮利上认识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优势,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意识到了文化改良的必要性。魏源坚持＂睁眼看世界＂的立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积极主动地了解西方,学习西方。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这是对跨文化理念的自觉运用和实践,对近现代文化探索具有深刻的指导价值。     

洪垣师从湛若水始末

洪垣为甘泉学派重要传人之一,作为湛若水最得意的门生,被其视为衣钵传人.洪垣先从王学而归宗甘泉,师从湛若水共28年,期间虽有分离聚合,但从现存资料可知湛对洪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日“（洪）是可传吾钓台风月者”,盖因他们皆为学仕兼优之士,知行并致之人.文章通过爬梳史料,力求对洪、湛二人交往始末进行全面系统的述论.     

论汉晋宫怨文学情感主题的建构

司马相如《长门赋》、班婕妤《怨歌行》《自悼赋》以及左贵嫔《离思赋》四篇汉晋宫怨诗赋,向人们昭示了古代宫廷女性,尤其是宫妃几难避免的生命悲剧。四篇诗赋在古代宫怨文学的建构中提供了经典的范式,形成望幸、忧宠、自悼、思亲四个情感主题,在中国宫怨文学情感与主题史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奠基作用和导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