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元文》补遗三篇

最近笔者在翻阅方志及石刻资料时发现数篇元人碑文,分别为李俊民、姬志真及董庭谏所撰,《全元文》未录。现移录全文,胪列于此,以作补遗,期与学者共享。     

论元遗民戴良的散文创作

元遗民戴良,与宋濂同乡、同派、同门,散文成就颇高其文内容或阐述诗学思想,或以文存史,或叙写山川名胜,价值不容忽略就文体而言,戴良散文可分序体文、记体文、题跋文及其它诸体文等类,均有着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散文史上,戴良应该有他的位置。     

《离骚》所见楚礼论要

屈原作品中烙有楚国礼仪文化的深刻印记。结合《离骚》文本及相关文献,至少可以考知楚人在认祖归宗(高阳苗裔)、始生取名(锡余嘉名)、陈辞神明(就重华而陈辞)、占卜降神(灵氛占之巫咸夕降)、颂神祭祖(奏《九歌》而舞韶兮)等方面的礼仪习俗。     

由建构与算理看戴震的《勾股割圜记》

戴震对中算的贡献,一向被认为只局限于算书的整理上,如校《九章算术》、恢复《算经十书》,等等。他的数学成就,常被批评为无足轻重。文章从学术建构的角度,来分析戴震的《勾股割圜记》,认为戴震著书的目的是希望由中算固有的性质中,创造出一个具文化传承且能与西方三角学匹敌的勾股割圆术。由此观点,戴书中许多被诟病之处,可得到合理的解释。另外,在研究戴震算学的文献中,很少谈到戴震对算理的强调。文章的另一目的是讨论算理在《勾股割圜记》中的重要性。戴震宣称割圜之法尽于勾股互权(相似直角三角形三边互求)。而在其书中勾股术的推导过程,除了图式,戴更明确地列出相似勾股形的对应边。无论是平面或是球面,戴的确是用该性质推导出所有的勾股术。     

论宋元小说话本中的帝都描写及其叙事意义

宋元小说话本中存在大量的有关两宋帝都的描写,一方面是对东京昔日梦华的追忆,另一方面是对临安时下繁荣的再现.这些描写的叙事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唤起受众的亲切感、真实感和现场感;二是为小说的情结安排提供一个具有叙事学意义的环境;三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四是帝都场景的文化内涵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不同产地独活及其混伪品的质量差异性分析

多点采样,对不同来源的独活及其混伪品进行质量差异性分析.测定不同产地独活及其混伪品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蛇床子素和二氢欧山芹醇当归酸酯质量分数,并结合HPLC指纹图谱对不同产地独活及其混伪品开展质量评价.结果表明,不同产地独活除陕西样品的蛇床子素略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药典》)标准外,其余样品均符合《药典》质量要求,而独活混伪品的蛇床子素质量分数均远低于正品独活质量分数.不同产地的独活HPLC指纹图谱有25个共有峰,各独活样品的指纹图谱与对照图谱的相似度在0.9以上,所建立的指纹图谱可用于独活的质量评价.因此,多指标的测定结果结合HPLC指纹图谱,可有效对不同产地的独活质量进行差异性分析和评价;混伪品蛇床子素的质量分数远低于正品独活,蛇床子素的质量分数高低可作为正品独活区别于混伪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指标.     

《元典章》的被字句

《元典章》的被字句出现了结构复杂化和功能多样化的倾向。结构的复杂化不仅表现在宾语和关系语的复杂化以及动词前后成分状语和补语的复杂化上,而且出现了由多个动词充当的复杂谓语句。功能的多样化主要表现在出现了两类特殊功用的被字句:“遭遇”类被字句,表原因的被字句。从《元典章》中被字句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被”字在《元典章》中具有不同的语法化层次。     

武王《武》乐及其文化渊源

以《牧誓》难题、文王舞阵之谜的破译为突破口,结合现代天文历史年代学研究的有关成果,通过对《国语》伶洲鸠论“七律”语的细致解读,澄清了“牧野阵法”、“文王舞阵”、《武》乐三者相互关联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存在于其中的文化意味;《武》乐之舞容、曲调也相应得到了具体落实。     

论元代爱情剧中宗教观念的世俗化特征及其文化意蕴

元代爱情剧中的宗教观念有着鲜明的世俗化特征。其中形神二元的宗教观念被借为实现世俗现世愿望的工具，当中的神灵形象带有明显的世俗化色彩，而宗教圣地和佛寺长老等也被揭下了神圣的面纱，烙下了世俗的印记。剧作这一特点映照出当时的文人被迫远离权力中心，接近下层普通大众，因而具有独立文化品格的生存状态和直面世俗欲望的文化心理。     

屈原流放溆浦十六年

屈原为什么选择溆浦作为流放的栖身之地？屈原在溆浦生活了多长时间？一直是个谜．从他作品所透露的轨迹、思想，以及溆浦的历史和方言等等可以看出，屈原于公元前296年来到溆浦，公元前280年离开溆浦，在溆浦整整生活了16年，并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