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

从学术思想性质上将文景之治概括和指称为道家政治、黄老政治、老子政治,是自清末夏曾佑首倡以来至今流行的一个观点,但它是一个见道不见儒的有漏之见,漏掉了指导思想、政治礼乐制度和社会领域的基本事实和懦学存在,因此不能成立。由对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的实况和实义省察,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的上层政治变动中,儒家伦理观念依然通行于上下各个人之间,认证儒家伦理社会是其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地基和底子。秦帝国的历史变动及其焚书坑懦并没有颠覆社会的伦常文化结构,没有试图重新改造与铲除这个儒家社会地基,儒家社会依然价值地存在着。汉兴,吏民皆案堵如故,儒家社会继续存在。刘邦称善陆贾《新语》,奠定汉初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儒家率先成为指导思想。“无为而治”是懦道共法,是整个汉初政治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是懦道两家共同参与创造的。以“无为而治”为政治模式的文景之治是在刘邦、陆贾奠定的儒家文治思想基础上,在儒家伦理的地基上,在儒家设计的汉廷礼乐制度和以《经》博士为主体的学官教化系统中运行、实施和实现的。文景之治的政治指导思想实际上是懦道双席位制。黄老之学的首席政治代表、关键和领袖人物窦太后的政治权威,保障着文景之治政治指导思想的贯彻落实。就此人事而言,文景之治是道懦并治。但就“无为而治”实施的《诗》《书》经艺仁义内容,就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的全面关系综合而言,则当说懦道并治。     

韵随意谴浑然天成--论《文心雕龙》的韵律

《文心雕龙》有十种基本用韵模式。尽管赞和正文部分的用韵方式不同,但句尾韵是刘勰最普遍的押韵方式。这一特质使得《文心雕龙》批评话语在声音系统上具有回环和谐的旋律美。而且刘勰从不凑韵,往往于意转处转韵,令文气通畅,音韵天然。     

刘勰大文学观的逻辑疏漏及其文化阐释

刘勰在其文论《文心雕龙》中标举一种大文学观。这种大文学观将天文、地文、人文、动植物之文并举,全面深入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和影响。但是,从现代逻辑观点来看,刘勰的论述存有一定的疏漏,这个疏漏的存在有其深刻的文化因由。     

萍乡文氏五修族谱序

萍乡文氏是萍乡望族,三百年来,人才辈出。序言以史学家鉴识,简析中国源远流长之谱牒学传统及其重大价值,历述从春秋越国大夫文种以来,经两汉、唐五代、两宋、明清迄今文氏家族谱系之流派分支,既繁衍昌盛,又人才辈出。并特别着重理清江右文氏枝系,突出庐陵文天祥、萍乡文廷式的近支关系及其历史地位。这篇序言既是中国谱牒学、姓氏学之重要论文,又为萍乡文化组成作出重要考证。     

敦煌历文俗字类型研究

敦煌历文是有关会计的文书,多为写卷.俗字盛行,是俗字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对其中俗字进行整理对于研究汉字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敦煌历文俗字类型可以归纳为十一类,这对汉语俗字研究是有所裨益的.     

试论《文心雕龙》的正变理论

正变观念本身有经学方面的历史渊源。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将其提升为一种系统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文学理论。从“正”的方面讲,刘勰认为它是一种经典式的思想情感和行文风范,是作家进行创作时应予以严格遵循的原则和规范,同时作家应有所创新和发展,这就是“变”。“变”是在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上的推陈出新,刘勰所主张的“变”。是对“正”的灵活运用和适当拓展。只有合理地“变”,才能体现出“正”的意义和作用,也只有用“变”的态度对待经典,用“正”的原则指导创新,才能在经典与新变的理论维度上确立作家自身的文学存在和创作个性,才能实现继承和创新的动态平衡。因此,“正变”理论在《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中起着联系有关继承与创新、“名理”共性与“变文”个性等理论文体的纽带性作用。这是进行《文心雕龙》研究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     

韵：宋代美学的新追求

“韵”是宋代诗歌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书画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韵”和“胸次”有关,“胸次”又和圣哲之学、道义相关,与“俗”是对立的。综合宋代学者的看法,曹植、陶渊明被认为是有“韵”的诗人。“韵”是不可学的,是一种天生的灵性。范温在《潜溪诗眼》中对“韵”作了规定：有余意和美之极。从美学史的角度看,“韵”主要概括了欧阳修、梅尧臣．苏轼等诗歌美学的特征、     

闻一多研究的新里程碑——评李乐平的《闻一多论稿》

《闻一多论稿》坚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论述闻一多由＂艺术的忠臣＂转变为＂人民的忠臣＂,从绅士型知识分子转变为精英型民主斗士的必然,以及留给我们的深远思考。这部专著内容丰厚,史料翔实,论证严密充分,极具学理价值,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论稿》所体现的学术创新精神,以及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所作的可贵探索,在闻一多研究史上具有新的里程碑意义。     

《汉书·艺文志》“儒家”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是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儒家列于《诸子略》十家之首,可见刘氏父子和班固对儒家的重视。文章就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儒家、孔子与六经之关系逐一梳理各家之言,择善而从,兼发己论。     

《淮南子·天文训》“太昭”说再探

《淮南子·天文训》提出“太昭”说，迄今已越两千年，却一直未获破译。甚至还遭到过清代王引之的武断误校，以致在中国哲学史界和中国科学史界留下错误影响。该文通过考证，追溯了“太昭”说的思想渊源；揭示了“太昭”和“虚”的概念内涵；统一了《淮南子·天文训》宇宙起源模式的两种陈述；对王引之的系列错误论点给予全面否定；并认为，“太昭”说是宇宙起源于光气（发光的气）学说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