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司南是磁勺吗?——兼答戴念祖先生

自从1948年王振铎提出古文献中的司南是磁勺后，此观点即被普遍接受。笔者从1956年开始对此提出质疑，1985年又提出司南可能既是北斗又是官职之说。最近戴念祖着重引经据典以证明司南确是磁勺，并批驳北斗说。但是他的分析和对文献的理解存在许多问题。文章以对戴文的答复方式进一步阐明司南为磁勺说的质疑和北斗说的根据。     

王建《宫词》分析

王建《宫词》是唐代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宫词》所反映的对象、题材来源、内容情况 ,以及对《宫词》的评价等 ,对读者阅读和研究《宫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韩驹寓居临川交游考

南宋绍兴初,临川为文坛中心之一。韩驹晚年寓居于此,与地方官员、往来名士、本地名流,及佛门高僧等多有往来,交游十分广泛。韩驹与孔传、汪藻、吕本中、徐俯、张纲、曾几等众多文人都有交往。     

归有光屡试不第对其和王世贞冲突的影响

归有光一生经历平淡无奇,在他一生中,影响相对较大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他科举屡试不中;另一件是他晚年和王世贞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钱谦益将这次冲突扩大化,其实这次冲突是归有光因怀才不遇心情愤懑之际,遭王世贞讽刺而形成的口角之争。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脞谈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经过历时性的层层累加．达到了对七子派复古的丑化和妖魔化效果。这一命题有很大局限性，其弊端主要有三其一、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全面理解，侧重于从文学层面进行过度化概括；其二、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多层面阐发，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无视主流与末流之别；其三、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动态考察，未从变化的角度把握七子派成员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刻意制造七子派与其他文派之争，无视各文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传承。王世贞晚年提出“有真我然后有真诗”,有矫正七子派末流之弊的用意。     

王心敬“明亲一贯”的经世致用思想研究

作为明末清初“关中大儒”李二曲门下高弟，王心敬通过对《大学》“亲民”概念的重新解释，突破了理学贱视形下之器及实际事务的限制，在许多事关人民生计的具体学问和实践技能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就。     

王朔小说语言运用特点分析

王朔作品的语言具有“痞子式”的特点，这可以从他的词语、句子、修辞等的运用中反映出来，其主要做法就是将高尚和庸俗并置，使积极与消极相融。王朔对于意义的解构是以一种俗的方式进行的，它以打破常规的语言运用为依托和表现特征，这使得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接近他的小说，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新鲜感和冲击感。     

熙宁变法与王安石的诗歌创作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大变法是北宋年间的重要历史事件，作为变法中心人物的王安石，其诗歌创作深受这一事件影响。从变法初期的思考和准备，新法推行时的自信和坚定，到新法受挫时的坚持与纠结，变法变异时的悲愤与超脱，时事变易，心态不同，在他的诗作中留下了分明的轨迹。通过熙宁变法与王安石诗歌创作关系的个案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王安石诗歌发展演变的过程，也可以更加具体、深刻地认识到宋代文人政治对于宋代文学发展提供的独特的文化生态。     

从甘博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看唐、宋洗儿风俗

“三日洗儿”是我国育儿风俗之一,包含洗浴、赠赏、宴乐等内容,主要是为小儿祈福,保健因素较多,对于体质弱小的婴儿来说,则是一种考验。这一风俗至迟在唐贞观初年就已出现,到开元时已基本定型,此后盛行不衰。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所出的《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部分再现了唐、宋时期的洗儿情景,为研究唐、宋洗儿及其仪式提供了极为丰富可靠的形象资料。洗儿风俗的盛行有其合理因素,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渗入了一些消极、落后因素,比如奢侈、夸富之风等,渐渐背离了洗儿礼的本质,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曹禺《王昭君》研究综述

曹禺《王昭君》问世后，曾经引起强烈的反响，继而又陷入沉寂。作为昭君戏系列中的一部作品，对它的种种论著给我们提供了多样思路，对该剧研究成果做一个综述显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