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动的鱼鹰·静默的烛光——《芦花荡》与《蜡烛》鉴赏性比较

孙犁的《芦花荡》与西蒙诺夫的《蜡烛》都是战争题材的作品。从表面看,由于社会环境、文化心理及作家素质的不同,它们带给阅读受众的审美体验是大相径庭的,但是两篇文章又存在着一定的可比性：从意境营造、人物塑造、细节刻画、主题表达四方面对这两篇中苏反法西斯文学的名作进行鉴赏性比较。     

简评《永远的尹雪艳》之翻译策略

依据美国学者韦努蒂提出的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评析白先勇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英译本。译者灵活的运用了归化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既注重保持原语的文化特色,也考虑到译语的可接受性,两者相得益彰,有效的传递了异国文化。     

“国培计划”促进农村骨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以陕西省小学语文教师置换脱产研修项目为例

“国培计划”农村骨干教师置换研修项目是国家为更好地促进农村中小学教师专业成长,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项创新培训形式。从项目投入的角度来说,农村骨干教师对研修项目提供的服务质量在总体上满意度较高,在反应性维度上期望和感知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研修培训在服务质量上还存在一定的改善空间。而从产出角度来说,农村骨干教师认可研修培训使自己专业能力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学科教学知识、师德修养、课程与课标和教学实施等方面提高的程度最高。不同教龄的教师专业能力提高的程度不同,6～10年与11—15年教龄的教师提高最大。     

试析布依戏发展过程中唱腔音乐的程式化与非程式化特征

布依戏是布依族艺术的精华,是布依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展示了布依族人民在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成就,反映了布依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和审美情趣.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本闭塞的村寨已经开始与世界接轨,布依戏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接受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并逐渐发生变化.     

冷战后中印缅之间的相互认知及其中国因素

中国认为中印可在合作竞争中实现共赢,同时认为缅甸对中国“西进”印度洋意义重大。印度视中国为潜在敌手,重视缅甸在其抗衡中国的地缘战略价值。后冷战时期缅甸对中国在缅影响力上升的担忧逐渐加深,力图通过印度来实现力量的均衡。中印缅对彼此的不同认知使三国间的互动难以形成正相关关系。     

从本真性视阈看甘肃西和乞巧节的传承与展演

传统乞巧节是作为甘肃西和民众生活此在而被传承或展演的,是以织女神为崇拜对象的女性节日,乞巧节的本真性要素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本真性要素无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而成功申遗后的乞巧节,其本真性要素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乞巧节期间以有悖自然传承和民众意愿的“精致化”、“碎片化”的官方操控方式进行展演;其存在本身亦渐趋碎片化。     

基于EDEM的掘进机后支撑腿振动造型模拟研究

为了研究掘进机后支撑腿的消失模铸造成型工艺,运用EDEM软件模拟EPC成型工艺中的振动造型过程,获取振动自由度对振动造型中干砂充填效果的影响规律．模拟结果表明：3自由度（DOF）振动的充填效果最好,2DOF自由度次之,1DOF最差;2DOF振动中又以YZ向最好,XY向最差;1DOF振动中又以Y向振动效果最好,X向次之,Z向最差．采用三维离散元法对振动造型过程进行模拟仿真研究,可快速优化干砂充填的过程,缩短产品开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     

后稷神话与西周郊祀的起源

后稷是周人传说中发明农业的文化英雄,后稷神话体现了高襟崇拜、社稷崇拜、始祖崇拜等郊祀制度的基本类型。后稷的感生神话孕含了原始农业祭时代的高襟求子秘仪;姜媚、后稷之得名与原始祭祀中的农业神话关联很深,成为社稷崇拜的对象;气候对农业的影响至为密切,后稷又被尊为“天官”、“灵星”以配上帝;在武王伐商之后,后稷由周人庙祭的始祖而成为郊祀对象,与祖先仪式性的沟通成了国家宗教的中心。周人赋予后稷的诸多宗教功能用来证明王权来源之神圣性及统治的合法性,这一点在出土儒家文献中有简要的阐明。后稷神话与仪式已经孕含了后世国家祭祀礼仪的雏形。     

《威尼斯商人》的“原型”故事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一部经典喜剧。莎士比亚所有的戏剧创作,都有或单一或多元的素材来源,即对其艺术构思产生直接影响的“原型”故事,《威尼斯商人》也不例外,仔细梳理该剧中的“原型”故事,有利于进一步诠释、理解、研究《威尼斯商人》的创作及其艺术特征。     

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

从学术思想性质上将文景之治概括和指称为道家政治、黄老政治、老子政治,是自清末夏曾佑首倡以来至今流行的一个观点,但它是一个见道不见儒的有漏之见,漏掉了指导思想、政治礼乐制度和社会领域的基本事实和懦学存在,因此不能成立。由对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的实况和实义省察,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的上层政治变动中,儒家伦理观念依然通行于上下各个人之间,认证儒家伦理社会是其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地基和底子。秦帝国的历史变动及其焚书坑懦并没有颠覆社会的伦常文化结构,没有试图重新改造与铲除这个儒家社会地基,儒家社会依然价值地存在着。汉兴,吏民皆案堵如故,儒家社会继续存在。刘邦称善陆贾《新语》,奠定汉初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儒家率先成为指导思想。“无为而治”是懦道共法,是整个汉初政治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是懦道两家共同参与创造的。以“无为而治”为政治模式的文景之治是在刘邦、陆贾奠定的儒家文治思想基础上,在儒家伦理的地基上,在儒家设计的汉廷礼乐制度和以《经》博士为主体的学官教化系统中运行、实施和实现的。文景之治的政治指导思想实际上是懦道双席位制。黄老之学的首席政治代表、关键和领袖人物窦太后的政治权威,保障着文景之治政治指导思想的贯彻落实。就此人事而言,文景之治是道懦并治。但就“无为而治”实施的《诗》《书》经艺仁义内容,就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的全面关系综合而言,则当说懦道并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