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欣赏与创作心理定势谈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模式化

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到清代,在读者欣赏和作者创作上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势,表现为:对"说书体"叙述形式的定势、对小说话本体制上的定势、对故事性叙事的定势、对教化性内容的定势。这种种定势,使得这一时期的创作因循守旧,造成了小说的高度模式化,并因此导致白话短篇小说的衰落。     

《徧行堂集》文字狱案考略

《徧行堂集》是澹归和尚（1614-1680）所作的诗文集。乾隆＂寓禁于征＂是导致《徧行堂集》文字狱案发生的原因。南韶连兵备道李璜并非该案的举报者,而是赴丹霞山别传寺实施＂屠、逐寺僧,椎碑、毁塔＂的始作俑者。《徧行堂集》案牵涉甚广,＂株连僧俗五百人＂。这不是偶然的个案,是清朝封建统治者为了镇压与钳制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而施行的文化专制手段。     

民初新闻舆论与政治格局演变——以“善后大借款”事件为例

民国初年,财政危机日迫,袁世凯政府为维持政局的稳定,开始了＂善后大借款＂的交涉。交涉前期,唐绍仪力图摆脱列强的财政控制而签约＂比款＂,却因此引发了新闻舆论的轩然大波。在这场舆论大战中,列强和袁世凯联合制造的＂反唐＂舆论占据了主流地位,由此导致人们对唐绍仪的＂误读＂,唐内阁由此而倒台。交涉后期,面对反对借款的舆论高潮,袁世凯政府采取了强硬钳制政策。虽然在袁世凯政府的强力控制下,反借款舆论终被平息下去,但却为袁世凯将来的众叛亲离以及统治的终结埋下了隐患。由此,可藉以反思新闻舆论对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     

任继愈与南北朝佛教研究

任继愈把南北朝佛教纳入到中国思想史的整个流程中进行考察,针对南北朝佛教发展的社会历史基础,形成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其中心议题＂心性论＂颇具思想史意义;并以南北朝佛教对儒学的宗教化以及与道教的关系为案例,阐释了南北朝佛教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改造与贡献等。     

还原了的汉武帝——读秦俊先生《汉武大帝》

秦俊先生创作的《汉武大帝》在咏唱古代帝王将相的众多作品中有独到之处,以他惯有的写实风格,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故事,还原了那段历史,还原了那段历史的众多人物,还原了汉武帝。本篇系读后感,作者通过仔细阅读并结合历史知识,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历史观,与大家共同体会对历史的感悟：那段历史原来如此。     

仲景小柴胡汤应用发微

本文从少阳病之病机、仲景之用小柴胡、小柴胡汤剖析及临床运用等几方面探讨了小柴胡在中医治疗中的使用,并深入研究了小柴胡汤在眩晕案、咳嗽案、低热案临床治疗中的效果。     

赵彦卫“诗笔”概念的变迁

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认为唐人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一命题为现当代小说研究者们所普遍认可,并被广泛引用。但＂诗笔＂概念的具体含义在各位学者笔下却大不相同,李剑国、石昌渝认为主要是指小说所具有的诗歌的意境和情绪;吴志达、林辰、程毅中认为是指小说中穿插的诗词;而王恒展、孟昭连则认为二者兼而有之。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寅恪和他的高足刘开荣却认为诗笔是指存在于小说之外的与小说相配并行的诗歌。＂诗笔＂的本义应该是指小说中具有诗歌形式的韵语,但当代学者用＂诗笔＂来指称诗歌的意境和情绪,也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     

浅析唐代两京地区“阎罗王”信仰

唐代长安、洛阳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空前发展,佛教在此迅速传播。佛教的宣扬者＂阎罗王＂成为佛教进军民间的率领者,其形象喜好以及是非观念在当地表现明显,为民众表达心声提供了另一种有效的途径。与此同时,这与两京地区各方面的发展状况紧密联系,呈现一定的佛教民众化内容,部分反映了两京的社会现实。     

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中的神异叙事

分析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中的神异叙事,认为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其一,对以阴阳灾异、感生神话、谶纬之术等为基本形态的＂政治神学＂进行集中展示;其二,对神仙、方术以及人仙遇合传说进行不同程度地叙述;其三,对佛教神话或者反映佛教信仰文化的＂人佛感通＂灵验进行宗教演绎;其四,对各种神、民间鬼神以及人神交通之事进行重点记载。如此种种,既是周秦之际史传创作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时又吸收了中古造神运动的时代成果。其文化效应,在于参与并影响着我国早期叙事的文学建构。     

论汉魏六朝志怪的预叙叙事

汉魏六朝志怪的预叙,最先源自以《左传》、《国语》等为代表的史学叙事中的梦预,继而在谶纬神学、神仙思潮、佛教信仰的多重影响下,呈现出复杂多样、相融相摄的特色。预叙叙事对志怪小说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世代累积和文学演绎,形成“预验休咎”的故事类型,它一方面凸显出“神道设教”的传统内涵,另一方面展示出佛道“自神其教”的叙事策略;而从根本意义上看,它表达出了人们探知命运和前途的生命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