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玉润的《诗经》接受——以《诗经原始》为例

从接受的角度审视方玉润对《诗经》的阅读,揭示《诗经原始》与姚际恒《诗经通论》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可以发现,方玉润的《诗经》接受具有完整系统的鉴赏阐释体系,重视情感特征和意境的把握,既推求诗之本意,同时又对《诗经》的艺术表现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分析,从而达到对作品的整体把握。其评点文字本身颇具文采,俨然是阅读《诗经》有所感悟的再创造。《诗经原始》在晚清具有集大成式的意义,对"五四"时期《诗经》文学面貌的重现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说文解字》“示”部字看上古的自然崇拜

《说文解字》“示”部字反映了上古时期的祭祀文化，而它们都源于人类早期的自然崇拜。通过分析《说文解字》“示”部字的语义，来挖掘上古文化中的自然崇拜现象。     

论施蛰存的“文学语言观”

施蛰存对文学语言的持久关注，显示出一位作家、编辑家、翻译家和学者的艺术自觉，他从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学语言中吸取养分，在全民语言的基础上，将书面语言加工精炼成具有高度艺术性（或文学性）的语言，以求更正确、更明白、更具体地表达思想．施蛰存不遗余力地捍卫文学语言的规范性和纯洁性，他的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鲁迅与正始文学

鲁迅立足于正始时期的社会生活对正始文学进行把握，并通过品评正始文学、文士来讽喻现实世界。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人与鲁迅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他们都有着对生命意识的悲剧体悟以及对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的追求。这种精神气质反映在文学上，鲁迅小说的狂人形象与正始名士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同时，鲁迅的杂文也深受正始文学哲理思辨色彩的影响，有着令人折服的逻辑力量。     

科举与社会流动性--看王安石论宋人"自进"

在宋人王安石看来,“自进”是“不得已”士人的合理选择,“自进”有“道”。同时,“自进”人存在身份和资格上的限制。首先,“自进”与庶民无关,平等有限;其次,它要限制“势家官户’’子弟,保护弱势地主子弟。所以,就王安石看来,北宋科举未能激起结构性的社会变动,科举“自进”只是一种必要但有限的士人流动方式。     

浅议严嵩研究的意义与途径

《明世宗实录》这部史书不够真实，人物褒贬失当，对严嵩的评价也是不客观公正的。开展对严嵩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将有助于明史和江西史研究的客观、科学和深入，有助于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纯洁我们国家、民族的文化之根，清洁我们的精神家园。严嵩研究不是某一区域、某一部分人的事，它应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无法绕开的课题。提出了研究方法上的若干建议。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 ,第一次把经济方面的史料收入历史书中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 ,阐明了自己的经济思想 ,对于当今制订经济政策、发展经济 ,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古代朝鲜学者的《授时历》研究

该文通过对几部朝鲜古代历法著作的研究,对古代朝鲜学者对《授时历》的消化吸收情况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授时历捷法立成》则是高丽天文学家姜保根据《授时历》独立推算的一套立成表,但在使用上比《授时历立成》本身的立成表更为方便。《七政算·内篇》在“应数”等基本常数方面虽然取自《授时历》,但在算法和体例方面则主要是以《大统历通轨》为参照的;该书中的四季半昼夜分和日出时刻表是李朝天文学家根据《授时历》“步九服所在漏刻术”推求的,该算法与球面天文学算式相符,为推算结果提供了精度保障。《交食推步法》中已经正确推出了《授时历》盈缩、迅疾立成表的一般计算公式,表明李朝早期的朝鲜天文学家已经掌握了招差术以及《授时历》立法原理,对这部历法已经真正达到了融会贯通的水平。     

《授时历》的研究

在对《元史．历志》中“授时历经”的“步气朔”、“步日躔”、“步月离”、“步交会”部分的术文进行进一步解读的基础上，该文对《授时历“进行了下面几个方面的研究：（１）没日、灭日时刻计算公式的构造方法；（２）每日太阳位置计算过程中日差意义；（３）迟疾差公式构造过程中的缺陷；（４）月亮每日去极度的求法；（５）日食的食限问题和食分的计算步骤；（６）日食实例计算。     

浅论《和陶饮酒》在苏诗中的独特地位

在陶渊明的接受史上,苏轼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苏轼先后共追和陶诗124首。在这124首和陶诗中《和陶饮酒》20首的写作背景及写作心态与其他和陶诗迥异,这也造成了它与其他和陶诗的内容及风格上的显著差异。因此,它在苏轼诗歌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即:它是苏轼岭南诗的前奏,是此前苏诗与此后苏诗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