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人生

人生短促，如何才能使“生年不满百”的一生更加丰富且具有意义？人生多变，除了生老病死的自然演变之外，还有顺逆交替、祸福无常的人事变迁，如何才能在变化莫测的一生中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苏轼一生中既遭遇了宦海中的大起大落，也经历了人事上的悲欢离合，他究竟是如何对待人生的呢？本文从立足于性情的道德观、重视实践的认识论、愉快的生活态度、平易近人的智者、苏轼的精神家园等五个层面对此加以论述，并指出苏轼对后人有着巨大的的启迪，有助于后人发现生活中的美感和诗意。     

施耐庵和罗贯中对《水浒传》成书的贡献

研究施耐庵、罗贯中对《水浒传》成书的贡献,应从大板块的概述向纵深着力。施耐庵与《靖康稗史》编者耐庵并非一人。施耐庵出身于说话艺人世家,是宋末庵字辈艺人最年幼者,极有可能是当时著名艺人施圭之子。南宋初期的四人单传是水浒故事的先导;《宣和遗事》是水浒故事的里程碑;元初的水浒杂剧中的有关描写和关键词语的创造,这些是施、罗创作《水浒传》吸取、借鉴的宝藏。施耐庵是前人成果的集大成者和再创作者。他采用了《宣和遗事》的框架结构,这种结构有其优点。施耐庵对宋十回加强了忠义思想,对武十回更多地保留了话本原貌,对杨志、鲁智深、史进故事也分别进行了处理。征方腊部分施耐庵加工的成分最重。从作品中的线索考证出施耐庵集撰本的开端及大体回数。罗贯中是《水浒传》的最后加工者和定稿者。近来研究者发现了罗贯中编纂《水浒传》的内证。罗贯中对《水浒传》的最大贡献是设计出开篇的乱自上作和终篇的悲剧结局,对施耐庵的集撰本的总体思想倾向进行了改造和提高。王进遭受迫害,林冲被凌辱家破人亡酿成的官逼民反的事件,被概括成了社会性的口号。罗贯中设计的宋江悲剧结局,在于为人们提供历史的教训。这也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并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量。罗贯中将鲁智深的遭遇与...     

梁寅生平经历与事业初探

梁寅，江西新余人，元末明初著名的学者、儒士。他长期隐迹山林，兴办学校，教授诸生，同时又潜心研读经史、撰述文章，写下了大量诗文。当时人称其为“梁五经”和“石门先生”。根据所存《石门集》和其他零星资料，对梁寅的生平经历和平生事业做出初步探析。     

文而不弱——苏轼“文人画”思想的解读

中国历代文人的“隐退”思想以“刚性”的意志为后盾，不能简单地看作“消极”。“文人画”实现了再现型绘画向表现型绘画的转变，其图式语言折射的审美追求是“以柔求刚”。其外表的“柔弱”掩盖了其内在的“刚健”。     

论钟嵘诗学谱系观的合理性

谱系观来源于谱学，钟嵘将其纳入诗歌研究领域，在《诗品》中建构起以溯源流、定品第为核心的诗学谱系观，历代文论家对其褒贬不一。正确阐释其谱系观，有助于我们认识钟嵘的文学批评思想及其《诗品》一书的价值。从谱系观的起源及前期影响、谱系观与文学史观之关系、谱系观作为自觉的批评观等方面对钟氏谱系观作综合考察，证明其合理性。     

选择的英雄——从存在主义视角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史铁生在散文《我与地坛》中表达了对死亡的思考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探索。从存在主义的视角来看,作者面对生活的苦难,他选择了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以对苦难的担当、对命运的抗争来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因此,其生命过程就成为了存在的展现,从而获得了超越性。     

《草堂诗余》在清初的接受与批评

《草堂诗余》是一部“重北宋、轻南宋”,独尚绮艳婉丽词风的一部词选,在流传中享有盛名,尤其在明代流传甚广,对明代词风、词学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清初承袭明代词风、词学观念之影响,且为反拨明末淫靡词风,《草堂诗余》在清初一时被重新接受.但由于《草堂诗余》取径狭隘,以绮艳婉丽为词风本色,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晚明淫哇之风,但最终无法避免流入淫靡,且受当时社会情况、清廷文化政策之影响,《草堂诗余》受到了批判,乃至最终摒弃     

论章学诚的文书档案体式观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文史学家。《文史通义》为其代表作。其中有许多篇目提到文书档案的体式。文书档案的体式是指文书档案的体裁格式。章学诚关于文书档案的体式的观点,总的来看可分为体式的规范要求与行文、称谓、格式与成文方式等多个方面。通过对文书档案体式的梳理,可再现当时文书档案的原生态,使现代人明白文书档案的传承与其发展过程中的不足之处,从而使人明白古为今用的道理。     

以诗为词自是一家—论苏轼的词风

苏轼是词坛上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词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二是自是一家,开创了豪放一派。这种词学观念无疑具有开放的革新的意识,把词从艳科小道的品质和地位提高到诗的地位上来,使豪放与婉约并存,为词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钱塘施耐庵与上海的鲁迅再辩——致马成生先生

马成生与浦玉生之间是“忘年交”,就《水浒传》作者是“钱塘施耐庵”还是“白驹施耐庵”,抑或二者合一,两人之间已经进行了三个回合的争鸣.本文认为马成生先生在水浒历史地理方面的疏漏可谓南北不分,方位颠倒,舛错百出,因此,马先生指责施耐庵的长江以北地理错误是不能成立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水浒传》的北方地理错误误导了不少专家学者,现在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