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层下的潜流--诗人食指的文革文本解读

食指(郭路生)的诗歌在革时期以手抄本的形式秘密流传。他的诗作以其个人情怀的渲染对个性缺失的学模式进行了“变格”，显示着人性与艺术的觉醒和探索。同时，食指在创作立场、心态上的矛盾也展示了一体化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矛盾。     

苏诗创新小议

本文针对历代对苏氏诗歌创新特点的指责，从题材、立意、构思、用事等方面全面考察了苏诗创新的优长。并且对唐宋诗之争作出了初步的合乎历史观的检讨，认为：宋代是唐代后最有成就的诗歌朝代，宋诗的成就在于没有学唐诗，后代所有学唐诗的唐诗派比起宋诗的成就相去甚远，所以苏轼不是使古代诗歌倒退的祸首，而是创造唐诗后又一座高峰——宋诗的功臣。     

《史记·律书》律数匡正：—兼论先秦管律

《史记·律书》有“黄钟长八寸七分一，宫”的一组律数，至迟从唐代起，人们就把它看作一组弦律数据，并以为原数据甚误而不可解，从而校正勘误。本文经过严格推算后指出：１．该组律数不是弦律。而是管律；２．该组律数的原数据基本上没有错，尤其是“黄钟长八寸七分一”是完全正确的黄钟管长，由于历代校勘家不辨弦律与管律之别，书“七”字改为“十”字，从而认为《律书》中这段文字“误七句、衍二字”，历代的校改本质上是错误的；３．在历代传抄翻刻《史记》的过程中，律数原数据中有三律的律位与数值被窜乱。在更正被窜乱了的这三律之后，作者对原数据小作校正，并补正了原数据中遗漏和误植的二律数值，恢复了《史记》所载的先秦管律的本来面目。     

《数书九章》与农学

该文从农学史的角度，探讨宋秦九韶《数书九章》中天时、田域等章及其有关问题与农业的关系，指出它们在农学思想及土地利用上的意义和价值，并论及历法与农业的关系，文中还对第九章市物类“菽粟互易”一题中题到的“油麻”一物进行了考证，指出油麻即芝麻。     

池莉小说中的女性柔情

从女作家的性别出发,众多评论性的文章或者认定池莉从事的是中性写作,或者就池莉的所谓女权主义大作文章。本文拟撇开这些评论视角,从池莉重客观、重体验的写作特色以及传统的“阳刚阴柔”的审美认知角度简析一下池莉小说中的女性柔情。     

刘向使外戚上变事始末

[]?在西汉中后期政治、文化舞台上,刘向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精忠不渝,历事宣、元、成三朝,三度被废,三度复起,一生捍卫刘氏宗族,与宦党、外戚坚持斗争.在早年的政治生涯中,初元二年的使外戚上变事是决定刘向一生政治命运的转折点.萧望之、周堪、刘向等与宦官石显、外戚许、史围绕灾异展开交锋,最终经生集团落得大败.刘向的变事既体现了他捍卫宗族的忠心,也反映出早期刘向在政治斗争中的不成熟.而历西汉元帝朝,围绕刘向的这次上书而发生的种种争斗实际是经生集团与宦官、外戚集团争夺权力的缩影.本文通过记述刘向使外戚上变事的始末,并分析刘向在变事写作上的得失,试图勾画出西汉元帝朝初年的政治格局与变动,以及揭示刘更生前期的奏议写作的政治背景.     

满-通古斯文化与迟子建小说研究

迟子建成长于我国满-通古斯语族的核心区域——大兴安岭,其小说在精神特质和艺术表达上都鲜明地体现出满-通古斯文化的印记。迟子建小说中的满-通古斯文化因素既是满-通古斯文化的一种存在形态又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创造,它蕴含着东北边疆地区的文化心理、价值规范和精神内核。以满-通古斯文化为视阈研究迟子建小说,不但可以系统地挖掘迟子建小说中满-通古斯文化背后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蕴,还能阐释和把握其精神图像和风格特色。因此,满-通古斯文化与迟子建小说研究进一步探寻了东北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层文化和精神维度,有着立足地域又超越地域的学术价值。     

史眼如炬:施耐庵故里大丰市白驹镇新考——兼谈施耐庵文物史料的新发现

本文从白驹场的沿革、施家桥的变迁等地方史料入手,针对《施耐庵故里兴化白驹场施家桥新考》一文提出商榷、辨考。所谓施耐庵故里兴化白驹场施家桥从宋、元、明代至今一直都在江苏省兴化市境内不符合事实,所谓"施耐庵故里兴化白驹场施家桥"这一奇谈怪论,既不是历史的说法,又没有现实的依据。而大丰市白驹镇是施耐庵的出生地、故居和施氏宗祠所在地,理应成为施耐庵故里。     

论叶适对韩、欧碑志文的继承与新变

叶适作为南宋前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向来为人所称道,其碑志文更是散文中的一大特色。叶适碑志文不止继承了韩愈、欧阳修记录人物“随事赋形”“纪大略小”的特点,而且还呈现出一些新变化。叶适对人物事件的拣择详略,受其学术思想的影响很大。这种新变与南宋日趋深化的学术派别分野意识以及永嘉学派本身的思想特性有着莫大关系。而这也似乎暗示着一种南宋文学与学术关系的新形态的形成。     

理想的坚守与人性的洞察—迟子建小说创作论

迟子建以《北极村童话》为代表的早期小说基本属于故乡题材小说,从90年代初开始,迟子建的小说题材日趋扩大,由从前单纯描写故乡风情逐渐转向关注都市社会,风格也由单纯明净趋向浑厚成熟;题材的扩大没有改变迟子建的文学理想,在小说中建构温情与爱意的家园是她对理想的执着坚守;迟子建的小说包含对人性最深刻的洞察,她笔下人物浓郁的忏悔意识体现了最丰富、最真实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