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传教团韶州传教事略

意大利的利玛窦在明朝末年作为耶稣会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韶州是他在大陆传教的第二站。1589年8月他从肇庆来到韶州，通过结交官府和士大夫，得以在西河光孝寺旁租地建屋，设堂传教。他在地方文士瞿太素帮助下，蓄发儒服，学术传教，能够比较顺刺地四处传播宗教。利玛窦在韶州立足六年，教务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同时也引发了多起争端（教案）。1595年他又以韶州为跳板进入江西，并得以进一步向南昌、南京和北京发展。     

澳门耶稣会向内地发展的重要跳板——利玛窦在韶州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

澳门自从被明朝政府允许葡萄牙人租地居住、传教以后,西方基督教势力也纷纷涌入。圣保禄教堂通过努力允许在肇庆设堂传教。但耶稣会的目的是深入内地,韶州成为他们理想选择。利玛窦等在韶州的六年,主观上是为进军南昌、南京、北京做了准备,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使韶州成为澳门耶稣会向内地和首都发展的重要跳板。     

“Liu Sanfu”:吕良佐还是刘承范?——刘承范《利玛(窦)传》读后(一)

在利玛窦从肇庆移居韶州之际,出现了一个来自韶州的官员“Liu Sanfu”.利玛窦笔下的“Liu Sanfu”历来被释读为吕良佐,他是韶州通判,俗称“三府”即“Sanfu”.而根据刘承范的说法,这个官员就是他本人,但他身为韶州同知,俗称“二府”.相关资料证明,“Liu Sanfu”即刘承范,而作为韶州同知,他是“刘二府”,“刘三府”当为利玛窦晚年记忆错误或笔误；相关资料也可证明,刘承范曾以韶州府同知身份短期兼任南韶兵备道,一如利玛窦和刘承范本人所记.     

六祖慧能与韶州曹溪宝林道场的重修和扩建

六祖慧能和韶州有缘。生在新州,得法黄梅,隐遁怀集和四会,剃度出家在广州,但他最终把韶州作为37年弘法的上佳选择。韶州的曹溪宝林寺(后称南华寺)的兴盛与发展也和慧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慧能在世之日,宝林道场至少有三次以上的重修、重建和扩建,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宝林寺的香火也因此一次比一次旺盛。唐朝的韶州曹溪山宝林寺发展和兴盛的历史事实表明,慧能只要一到宝林寺,它立即就会四众云集,宝林道场的修建就势在必行。慧能对宝林道场的重修、重建和扩建,起了直接重要的关键作用。     

澹归与韶州知府赵霖吉、马元交往考--兼“李复修其人”补遗

澹归和尚在营建丹霞山别传寺过程中,得到韶州知府赵霖吉、马元、李复修等的鼎力匡助。赵霖吉为之撰《别传寺记》,马元托其纂修《韶州府志》、勘校《新旧曹溪通志》,李复修两度为其《遍行堂集》作序。澹归以缘契交于州郡大夫,以文会友,诗书唱合,亦禅亦儒,推动了清初岭南韶州文化的发展。     

韶州曹溪在禅宗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惠能与韶州曹溪宿昔有缘,生在新州,得法黄梅,广州剃度,却在韶州曹溪行化四十多年,并把真身永久地留在了曹溪宝林寺.韶州曹溪是惠能黄梅求法的准备出发地,又是他回到岭南的首选避难地,还是禅宗宝典《坛经》的演绎创作地.曹溪宝林寺更因为惠能的到来而得到繁荣发展,最终成为岭南禅宗祖庭.惠能用曹溪法乳,孕育了一大批禅宗大师.他们又背靠岭南,立足曹溪,挺进中原,最终推动南禅顿宗发展成花开五叶、五家七宗的繁盛局面,“凡言禅皆本曹溪”也就顺理成章了.禅宗文化在韶州曹溪的发展使韶文化大观园中增添了新的姿采.     

廖燕杂剧创作论略

廖燕生于清朝初年,饱读经书,却屡试不中。最后只好放弃举业,厕身私塾。他长于诗古文词,更有传奇杂剧《柴舟别集》。《柴舟别集》共分《醉画图》、《镜花亭》、《诉琵琶》、《续诉琵琶》四种,是各有一出的短剧。这些作品在当时虽然不一定适合舞台演出,但都特色鲜明,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是岭南文化艺术大观园中的一支奇葩。     

六祖慧能与韶州曹溪结缘考略

慧能生长在广东新州（今新兴县），得法于湖北黄梅，剃度出家于广州，而最终在韶州曹溪弘法37年，圆寂后其真身永久供养在韶州，这不仅是他与韶州有缘，还有诸多原因需要探究思考。     

韦璩与慧能的关系及其对《坛经》创作的作用

六祖慧能到韶州要做的最重要的大事,就是弘扬禅法。韶州刺史韦璩率领僚属进山邀请慧能到城内大梵寺开缘说法,使慧能的弘法事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并共同演绎了南禅宗的经典《六祖坛经》。韦璩对慧能极其仰慕尊崇,从安排讲经、记录,到设斋会款待,又立碑传颂,都显示了他和慧能的密切关系,及其在《坛经》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余靖《寺记》与北宋韶州禅林发展探析

北宋时期的韶州,社会相对稳定,禅林发展兴旺,僧多、寺多、信佛者众。在历史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下,各寺院的住持弘扬农禅经济管理模式,中兴寺院、弘扬佛法,从而推动了韶州禅林的进一步发展,对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