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士人审美主导下的文坛风尚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大解放的历史阶段,儒学衰落,玄学兴起,士人们从庙堂政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并走向历史的前台。在大起大落、盛衰荣枯频繁交替的时代里,士人们在或超脱、或悲痛、或忧愁、或歌、或哭之中凌空高蹈、张扬个性,演绎了时代人与文的丰富主题,呈现丰富多样的审美形态;文士们骋才使气,扬葩振藻,为我们展示出一幅独特的文坛画卷。     

陕北民歌草木比兴与《诗经·国风》的相似性

通过对《诗经·国风》和陕北民歌的比较研究,说明陕北民歌作为当今民歌比兴艺术的载体,因文学内部的发展继承规律和人们的生存环境等原因,与《诗经·国风》中的那些古老民歌形成了遥远的呼应。认为二者之间有着很强的相似性与可比性。     

略论北宋词坛“柳永热”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柳永是北宋初期词坛一名著名庶族词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深得广大市民喜爱、在市井歌楼广为传唱的词作。他大量吸收蕴藏在民间的艺术养分,创新词曲。他的词作语言通俗、曲调流畅,琅琅上口,在当时民间广为流传,在那个时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柳永热”。这股“热旋风”的形成是宋初社会文化转型的产物,和柳永自身一生的境遇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是他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重视市民文化消费水平及其心理对词传播影响的结果。“柳永热”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王维《相思》“春”“秋”二字小考

王维《相思》是“秋来发几枝”还是“春来发几枝”历来颇有争议。本文试图通过这首诗版本演变过程的探究,说明应该是“秋来发几枝”。     

《天问》“皇天集命，惟何戒之”考

过去注家解释《天问》“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四句字面意义基本准确。但是不能定为何人何事,仍是不得其解,根据这四句在《天问》中的语境和历史文献考证,可以确定为周公故事。     

北魏辛穆墓志铭考释

辛穆家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显赫士族,家族成员十余人均为官清廉,在史书上留下名号。辛穆是其家族中的佼佼者,颇有政绩,其墓志的出土为研究辛氏家族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具有证史、补史的重要意义。     

宁州之设置与南中郡县制的反复——魏晋南北朝时期滇东北政区制度的演变

公元280年晋灭东吴后全国分为十九州,宁州居其一。此后300年间,国家陷于分裂,朝代更替频繁,政区变化无常;宁州郡县在中原王朝的军事监护与地方大姓的武力割据之间反复震荡;两汉及蜀国400年苦心经营建立的郡县制,终因豪强坐大而崩溃,郡县名号虽载于版籍,而行政制度无所施行。曾是经济繁荣、文化先进,号称＂宁州冠冕＂的朱提地区,社会发展也因此跌入低谷,历经了千年之久的停滞,直至明清时期才逐渐复苏。     

略论王维骚体诗的特点

王维是盛唐时代杰出的山水田园诗人,其清新婉丽的主导诗风与楚辞风格迥异,然其创作的骚体诗却明显承继了《九歌》传统,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骚体诗呈现出了一些与传统骚体不同的新特点,丰富了骚体诗的创作题材和表现内容,体现了骚体诗与盛唐山水诗的交融和相互渗透,成为骚体诗发展历程中独特的一环,具有一定的开拓和创新意义。     

论韦拔群革命斗争群众性理论的实践

韦拔群以少年时代亲民、怜悯穷人、救难济贫的正直＂拔哥＂形象深得民众的喜爱;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植根于民,胸怀革命理想,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一生为民众谋福祉,积极探索革命真理,实践了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再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人生转变;他锲而不舍地坚持发展右江农民运动,艰苦卓绝,以民为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农民运动规模和武装斗争,最终为著名的百色起义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奠定了群众基础,也为右江红色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革命斗争实践表明,中国革命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具体国情条件下,实践革命斗争,必须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以民为本,为民谋利,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有号召力和凝聚力,最终获得成功。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小康和谐社会的新时期,要发展地方经济,建构文明社会、和谐社区,同样需要弘扬这种精神,借鉴这些经验。这些成功的革命理论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闻一多研究的新里程碑——评李乐平的《闻一多论稿》

《闻一多论稿》坚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论述闻一多由＂艺术的忠臣＂转变为＂人民的忠臣＂,从绅士型知识分子转变为精英型民主斗士的必然,以及留给我们的深远思考。这部专著内容丰厚,史料翔实,论证严密充分,极具学理价值,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论稿》所体现的学术创新精神,以及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所作的可贵探索,在闻一多研究史上具有新的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