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严复政治思想的转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严复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和政论家,是19世纪末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维新变法时期,严复利用舆论工具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抨击封建专制,鼓吹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时期,他反对革命,反对共和。严复主张坚持渐进式的改良主义,反对突变式的革命。他的政治思想在维新变法时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却与社会脱节。     

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

莫言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莫言的写作突破了当代文学的传统规范,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既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终结,也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起源和代表作品。《红高粱》中人物描写的方法与当时有关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理论探讨有着密切的关联,反映了当代典型理论的重要变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崩溃及其对于创作的影响。《红高粱》和“新历史小说”的潮流与20世纪50年代《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强大规范构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其“情欲化的历史”和“迷宫般的历史”鲜明地体现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颠覆和重写。同时,《红高粱》的解读和“新历史小说”现象的命名与阐释本身也是一个在阐释中不断变化的过程。     

论陈献章、庄昶的人生态度与思想倾向

陈献章、庄昶等人选择拒仕,目的是试图以自己的行为方式引起士人对人生终极价值失落的关注。他们的这种人生态度与他们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陈献章、庄昶提倡主静之学具有许多层面,本文主要分析了他们的思想与濂、洛之学的渊源关系。他们通过对宋儒的主静传统和“孔、颜之乐”的再发现,以重建儒学的真精神。但是,陈献章、庄昶的思想与现实存有许多矛盾,故他们不得不通过审美以安顿自我的生命。     

从“滇案”的处理看晚清外交

1875年2月21日,云南境内发生了滇案,亦称“马嘉理案”。这本是一个偶然的案件,却由于清朝的外交处理失误,该案导致了《烟台条约》的签订,中国由此丧失了大量的利权。中外关系,尤其是中英关系打破了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来相对和平合作的局面。研究此案对探讨中国在19世纪70年代的外交情形具有意义。     

双水分流 各尽其妙——《大地》与《生死疲劳》之比较

中国作家莫言和美籍作家赛珍珠同为以描写中国题材见长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与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在题材、人物、主题、形式等方面双水分流，各尽其妙。两位作家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方面都做了可贵的探索。     

朱载土育创立十二平均律的理论探析——试论朱载土育所构建的公理化体系

本文分析了明代科学家朱载土育创立十二平均律的理论结构，认为朱载土育所用的以河洛之学为理论依据，用勾股求弦为推演方法，统一解决律学所有疑难，从实验检验中找最终结论的公理化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科学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历史价值。这种义之以图理，验之以物事的研究方法有别于经学家们的繁琐考据，在整个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尚处于经验积累、简单归纳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特立独行地深入到分析科学的领域。这表明人类文明的发展并没有截然的东、西方科学的划分，只要条件具备，东方的中国也同样可能诞生现代科学的萌芽     

论江淹作品的儒家倾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它基本上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大内容———儒释道在思想上初步融合的过程。江淹的作品正体现了儒释道三者的融合,而且这种融合具有比较自觉的意识。纵观江淹现存的作品,其中的儒家倾向非常明显。如忽略此点,就不能很好地把握江淹作品的创作思维和艺术成就。我们从确凿的史料出发,论述江淹作品儒家倾向形成的原因及其具体体现。     

核Drell-Yan过程和混合重标度模型

利用混合重标度模型计算铁核与氘核的Ｄｒｅｌ－Ｙａｎ截面比随ｘＦ的变化，计算结果与实验符合较好     

《颜氏家训》中的家政哲学意蕴

本文对《颜氏家训》中的家政哲学思想进行了解读，结合我国家政学的发展现状，分析了我国家政学发展的困境。笔者认为，我国家政学的本土化路径选择，应依据我国国民的思维模式，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对我国家政学进行结构与重建。     

由地理文化看《洛神赋》创作时间

《洛神赋》创作时间一直是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本文立足地理历史文化,将直观的历史地理方位图——地图引入这一问题的研究中,通过确立鄄城与雍丘地理方位分别在"东"和"南",得出黄初三年曹植从洛阳回鄄城而非雍丘的结论,进而确定《洛神赋》创作于魏黄初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