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藏大臣有泰小议

光绪二十九年,藏事告急之际,有泰接任驻藏大臣一职。有泰受命之始,曾到许多部衙咨询藏事,大有世受国恩,立誓办好西藏事务之志。然而,当他到达成都后,接触到在川省的大批官员,其中有些是曾在西藏和在川边任满返回的官员,具体得知西藏危机的形势和进藏路途的艰辛生活,特别是川省官员对当时朝廷腐败、贿赂盛行颇多议论。继而,有泰的政治态度由立志报国逐渐转向颟顸误国。     

高山蛙(Altirana Seeineger)在拉萨地区的繁殖生态

高山蛙是西藏地区一种常见的特有无尾两栖类,是拉萨地区的绝对优势种,分布广,数量多。文章选择了拉萨市郊的大小池塘、沼泽地、水渠旁和河流的边缘,从1998年至今对拉萨地区的高山蛙的主要栖息场所、生活规律、产卵期、产卵量等情况作了较详细的研究和调查,并阐述了对高山蛙的形态特征和发育过程。     

世界濒危物种黑颈鹤的越冬栖息地保护与当地农业活动的关系

国家人事部资助项目开始的野外工作,是于2009年的2月和3月在西藏拉萨市的林周、墨竹工卡和曲水进行的。所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为路线统计法和访问法。在每月的月初、月中和月底在各地进行了一次统计。黑颈鹤在拉萨河谷2月份的总数平均为810．3只,其中上、中、下旬三个时间段相比较时,鹤的数量化幅度不大。3月份拉萨河谷黑颈鹤总数平均为816．3只,但中旬以后鹤的数量逐渐下降。分析其集群大小,以1-10个个体为一组的占多数,但3月下旬时大群的出现频率有所增加。多数群体活动在离公路50-493m的范围内。在彭波河谷未秋翻地、冬小麦地和沼泽为选择强度最高的三种栖息地类型,但避开人工林和秋翻地。研究地内的大小家畜总数为152248头（只）,其中绵羊的数量最大,占家畜总数的39．44％,黄牛和犏牛的数量居第二位,占家畜总数的27．05％。如果秋翻地的面积能够控制在目前的水平,当地农业活动对黑颈鹤的生存不会造成大的威胁。人工林面积的迅速扩大和沼泽面积的逐年下降,才是真正的威胁源。     

西藏拉萨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脊椎动物物种多样性研究

2001年至2003年,对西藏拉萨市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脊椎动物多样性进行了调查,共记录了7种鱼类、1种两栖类、2种爬行动物、62种鸟类和6种哺乳动物。7种鱼类中有2种在拉鲁湿地属外来物种。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有不少珍稀物种已消失,包括草原雕（Aquila nipalensis）、草原鹞（Circus macrourus）、燕隼（Falco subbuteo）、彩鹳（Mycteria leucocephalus）等鸟类以及水獭（Lutra lutra）、兔狲（Feris manu）l等哺乳动物。     

拉萨河流域蒸发力估算:改进道尔顿模型

在地势变化剧烈、影响因素空间分布不均匀的高山深谷地区,蒸发力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造成了空间分布的困难.本文在分析拉萨河流域蒸发力与水汽压差、水-气温差、气温、风速等实测气象因子相关性的基础上,检验了基于水-气温差修正的道尔顿模型结构(全国通用公式)的适用性,提出了基于水-气温差和气温修正的道尔顿模型.残差分析和模型验证表明,新模型满足回归模型充分性假设,适用于拉萨河流域,从而为测站稀疏的拉萨河流域蒸发力的空间分布研究奠定了基础.     

历史城区场所精神的延续和保护——以拉萨老城区为例

历史城区作为城市的记忆,不仅包括有形的建筑空间形态,还包括蕴含无形的文化内涵的场所精神.如何在历史变化中,将具有的深层次意义、能表达场所特质的场所精神传承下去,是历史地段保护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以场所精神理论为切入点,分析场所精神的影响因素表征,重新审视拉萨老城区的保护与创新.     

拉萨城市饮用水安全：管网末梢水化学稳定性评价

饮用水安全问题关系人体健康和国计民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供水管网和二次供水导致的饮用水污染问题呈上升趋势。管网老化、水化学稳定性差引起管道腐蚀和结垢是影响供水末梢水质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以拉萨城区用户末梢水为研究对象,展开管网对末梢水质的潜在影响调查,并采用饱和指数（IL）和稳定指数（IR）来评价管网水化学稳定性。结果显示,2008到2011年期间拉萨城区集中式供水管网水化学稳定性较差,管网被腐蚀和结垢倾向明显,并有逐年加剧趋势。     

拉萨市旅游资源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演变的耦合研究

通过加权山地交通可达性，优化了拉萨市旅游资源优势度模型，将2009、2014、2019年旅游资源优势度数据分别与当年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变情况进行了耦合分析，以探索旅游发展的空间格局优化方式。结果表明：山地交通可达性影响着游客的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交通节点和干线周边的乡镇旅游优势度明显提升；2009~2019年拉萨市旅游资源优势度变化幅度较小，但县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形成“强周边弱核心式”经济发展格局;2009~2019年拉萨市旅游资源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向相关，旅游资源优势乡镇过度依赖外部经济，本地产业发展受到制约陷入“资源诅咒”，旅游资源弱势城镇在离开投资驱动后沦为人口、资源流出区，形成“贫困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