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

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１）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碑立传；（２）将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最终目的理解成回答“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３）为中国的历史由外国人书写的事实感到不安。因此，要想对这位当代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有一更清楚的认识，就必须跳出中国的圈子来审视他的思想和工作；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得对“李约瑟的世界”有所了解。 所谓“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早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和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就已关注到中国社会与科技的“落后”问题，任鸿隽１９１５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首开中国知识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声，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李约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互相启发，构成他日后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一个重要动力。 受到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李约瑟成为一个“科学进步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与当时在剑桥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这导致他投身反法西斯运动来到中国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后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席。但是李约瑟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关于《九章算术》与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九章算术>是我国古代数学重要的科学著作,按"科学"与"技术"的何种定义,都不能认其为"经验总结"、"非科学著作".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在数学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这也应是中国古代数学未能发展成近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0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原因探析

1950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美国的插手使解放台湾变得非常困难和复杂;2、斯大林的态度给解放台湾带来了消极影响;3、军事技术的不足迫使中共中央无奈地放弃了进攻台湾的计划.     

评《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关火药和火器部分

1988年秋至1989年夏.作者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火药史诗》部分的翻译工作.在翻译中查阅了每一条李约瑟博士引用的中文史料.发现了一些错误.有些错误是由于语言障碍,或是由于疏忽.这样一部巨著,出现一些错误是可以理解的.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这部巨著在将来的修订中,更加完善.本文分三个部分:1. 史料的处理问题.2. 史料中所涉及的地名和战役问题.3. 语言问题和印刷错误.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出版之后，中国科学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副院长竺可桢邀请并组织叶企孙、陈桢、谭其骧等学者对它进行了评介，科学院对李约瑟还进行了资助。中国学者对此卷既有高度的评价，也有具体的批评。中国科学院派遣代表团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又与李约瑟直接相关。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对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到了促进作用。科学史学科在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走上建制化之路，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提倡爱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竺可桢等科学院领导的倡导和支持、李约瑟与苏联的积极影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李约瑟难题"求解

“李约瑟难题”同时叩问了东西方文明,它没有标准答案,却有学术价值.“李约瑟难题”的答案对诊断“中国学习者悖论”也有所裨益.从哲学、社会制度、科技和教育4个角度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分离、长期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科技领域轻视理论研究、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没落等是“李约瑟难题”答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拉德殖民主义话语的双重性质

康拉德的殖民主义话语问题,从《黑暗的心脏》问世伊始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这一争议又加入了新内容,但观点繁多,莫衷一是。在中国也有不同的观点,但得出的结论仍然带有片面性。在此,通过“他者”的角度透视这一争议的双重话语性质,论述其殖民主义话语与殖民主义批评话语的双重话语性质。     

李约瑟的生平及其贡献

英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权威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李约瑟博士最近逝世。他的逝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而言是重大损失，我们因此科学史和中英友好事业的贡献。特别讨论了他从三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皈依过程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义。还指出，李博士的形象和精神为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and the structuralist view of theories: A critique of Suppe’s criticisms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scientific theories, such as the state spaces approach of Bas van Fraassen, the phase spaces approach of Frederick Suppe, the set-theoretical approach of Patrick Suppes, and the structuralist view of Joseph Sneed et al. are usually put together into one big family. In addition, the definite article is normally used, and thus we speak of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view or approach) of theories and of its different approaches (variants or versions). However, in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heories and Scientific Realism (Urban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9), starting from certain remarks already made in “Theory Structure” (in P. Asquith and H. Kyburg (Eds.), Current Research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East Lansing: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1979, pp. 317–338), Frederick Suppe excludes the structuralist view as well as other “European” versions from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heories. In this paper I will critically examine the reasons put forward by Suppe for this decision and, later, I will provide a gener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emantic family and of the structuralist view of theories in such a way as to justify the inclusion of the structuralist view (as well as other “European” versions) as a member of this fam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