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与河洛文化:一个文化史的视角

诞生于三代的河洛文化,其本质上是以首都为载体的中心文化,可包括三代以降直至唐宋的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如周礼、儒学、玄学等。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河洛文化的有序性及正统性与儒学不谋而合,而魏晋时期的玄学则提供了一种对这种正统、有序文化的反思与修正,从而促生了儒学自身的改变。两晋之后的儒学,经历了三教合一与理学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河洛文化系统的更新与再循环,保证了这一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     

山东兖州兴隆塔碑刻录文及研究

兴隆塔碑刻全面记载康熙年间重建该塔的人物,有利于研究清代职官和清代佛教政策。统治者已将佛教事务管理权牢牢控制在手中。碑刻与方志结合可理清兴隆塔重建经过,足见当时兖州佛教之兴盛。嘉礻右八年碑刻应不是宋代原碑。     

论金院本之特征及金元曲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金院本包含着元杂剧的性质在内,并不是如元代院本一样纯为滑稽之短剧,诸宫调有着多种表演方式接近戏剧.金元之曲和诗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增加了新的质素,但直到今天与诗、词三者还是并行而不悖.其兴起并不是和传统文学相对立,更不可能是取而代之.     

论西晋文人五言诗的离别相思主题

离别相思的主题在每个时代都有深情的体现,到了西晋文人五言诗中,这个主题更因动乱之时代、浮竞之风气而格外凸现出来。在这些充满离情别绪的动人诗篇中,有夫妇之间的深情挂念,有兄妹朋友之间的关切,也有疲倦的游宦诗人对于故乡的无限思恋。总体上说,西晋文人五言诗情感的真挚性和五言诗形式的自由性达到了较为完美的结合。     

从招隐诗看晋代文人隐逸思想的变迁

招隐诗在晋代诗坛的昙花一现与晋代政治现实、文化思潮和文人心态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玄学的兴起和发展对招隐诗的影响更为明显。招隐诗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更体现了儒学对士人影响逐渐衰微、玄学影响逐渐扩大的思想变化轨迹,对我们了解隐逸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从乾隆《普安州志》所载“焚语”看贵州白族的语言

通过对《普安州志》所载“焚语”与当代各主要白语方言的对比研究,认为至迟到清代中叶,贵州六盘水一带的白族仍然在使用白语;《普安州志》中所记载的焚语,与当代白语各主要方言差别很小,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乐园神话与魏晋南北朝游历仙境小说

乐园神话的世界是一个神、万物、人构成的体系,这里没有战争,没有压迫,自然无为,和平安逸,自得其乐,是一个美好的乐园。乐园神话对魏晋南北朝游历仙境小说具有深远的影响,主要包括不死观念、地理定位和乐园的构设三个方面。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措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儒家仁政思想、中国古代天命思想和佛教慈悲思想影响,统治者秉承汉代遗风,以政府行为为主,通过安置流民、赈灾济荒、医疗救恤、社会养老、军人优抚等手段来实现社会保障。这些保障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社会弱势群体,缓和了社会矛盾,为发展社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龙筋凤髓判》探析

判是制判者对一个案件、事件是非曲直的判决与裁定，通常分为判目与判词两大块，张鷟的《龙筋凤髓判》便是唐代典型的拟判集之一。全书共4卷79则判文，通篇用骈体文写就，判目真实具体，判词征引繁富，最终处理意见简括明确。书中不仅反映了张篱深厚的法学功底，而且也反映了唐高宗到玄宗开元时期人们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认识，同时从拟判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和研究唐代科举、铨选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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