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英语专业学生外语听说能力的提高与探讨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和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在高等院校公共外语及外语专业学生的二外教学中迫切要求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听说方面的内容,以便提高学生的对外交流能力。本文通过对日语二外教学法的总结与探索,试图进一步提高公共外语、第二外语学生的听说能力。     

利用WAT表创建高效实用的电子词典数据存储管理模式

本文设计一种WAT表(WordAllocationTable),利用WAT表创建出一种高效实用的数据存储管理模式.在同一文件中各“记录”数据量差别很大的情况下,该管理模式可有效方便地存储和管理这些“记录”及其中的相关数据.将此种管理模式应用于日汉机器翻译系统的电子词典管理子系统中,同时还给出了具体的处理算法.这种数据存储管理模式可推广应用到其它类似的数据文件管理系统中.     

儒学与社会结构:东亚社会中的汉族与多民族社会中的汉族——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八

同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 ,在社会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社会对于儒学的取舍和吸收的重点不尽相同 ,日本突出的是集团的概念 ,而中国更为突出家族主义 ,在多元一体格局中 ,汉族是凝聚的核心。西方很多社会人类学的理论未必一定适合东亚社会 ,与同质化、一体化、一元化相比 ,人类学更强调地方化、本土化、异质化     

上海地区鸟类新记录3种:史氏蝗莺、斑背大尾莺、钝翅苇莺

2004年9月至2005年7月,在上海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发现上海地区鸟类新记录3种:史氏蝗莺(Locustella pleskei)、斑背大尾莺(Megalurus pryeri)、钝翅苇莺(Acrocephalus concinens).史氏蝗莺为旅鸟,秋季在芦苇群落中栖息;斑背大尾莺和钝翅苇莺为夏候鸟,在芦苇和互花米草群落中栖息.班背大尾莺在互花米草群落中营巢,其雄鸟在调查区域内的密度为0.5对/公顷.新记录的发现可能是由于过去调查遗漏或是由于环境变化导致的鸟种迁入等原因造成的.     

民国时期在厦日籍台民简析

1895年中国战败,中日双方签署《马关条约》,根据规定,在台湾居住的中国人被整体加入日本国籍,称日籍台民,亦称台湾籍民。由于闽台之间自古以来贸易频繁,大量台湾籍民进入厦门,对厦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造成巨大影响。而探讨这个特殊人群的流动与变迁,有助于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民国时期厦门的城市发展状况,以及加深我们对民国历史的认知。     

周作人的日本民俗文化研究及其特色

由于个性气质、主观心理、传统文化、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崛起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周作人对日本的民间文学艺术、民俗风习、宗教信仰等民俗文化极为偏爱和依恋。他对日本民族和日本民俗文化有独特的认识、理解和评价,甚至“超出日本人之上”。他对研究对象倾注着浓厚的兴趣和喜爱,善于在中日文化的比较、印证与反思中阐释其历史联系,其研究著作喜欢采用文学笔法,在闲适的谈话中作出自己的情感评价。     

仁科芳雄对日本物理学的贡献

仁科芳雄被尊称为＂日本现代物理学之父＂,在东京帝国大学电气工程学毕业后最终转向物理学.欧洲留学八年后,把先进的量子力学引进日本,并对宇宙射线,X-射线和核物理深有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也是在仁科的帮助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对日本的物理研究环境、教育事业、以及战后经济复兴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中国谋士到日本武士——论日本中世文学中张良形象的变异

不同于中国语境中的道家化,谋士张良的形象在日本中世文学中发生了武士化的变异。在军记物语中,张良与武士阶层的重要特征———武勇发生了联系。谣曲、幸若舞曲、御伽草子等文学体裁里均出现了描写张良勇猛品质的作品。这种变异与圯上受书故事在日本的流布密切相关。由于日本中世兵法概念包含用兵之术与武术两层含义,未曾阅读中国古代兵书的作者根据武士阶层对于个人武力的需要,自觉将张良所得兵书定位为武术秘籍,赋予了张良精于武艺、勇猛战斗的武士面貌。通过鞍马天狗传说的典故摄取和樊哙张良相并置的惯用句使用,张良身上的武士因素在中世文学中得以发扬光大。     

日本武士的统治思想——武士道——兼评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之四

武士道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平安时代是私人性武装集团的道德规范和战争精神;幕府时代是武家社会的理想价值、战争精神和统治理念,左右国家的统治体制、内外政策、决策方式和运作模式,引领日本社会以武为本的发展方向;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初期是全社会的核心价值、军队的战争精神和统治阶级的统治理念,忠诚的伦理观念构成塑造日本崛起的精神动力,武勇的战争精神则充当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思想渊源。     

论抗战时期特殊的边疆教育政策及其实施

“边疆教育”是民国时期对少数民族实施的一项特殊教育政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推进边疆教育实施了一些政策,对边教推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考察和梳理边疆特殊的社会情形、边疆与边疆教育、国民政府特殊的边疆教育政策,有利于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边疆教育的重视及实施状况,同时也能够为边疆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