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整体性的价值理性共识与"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理想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缺少整体性的价值理性共识,它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表现,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政治国家的核心治理理念,同时也是现代公民社会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之偏狭的“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意味着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社会矛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会矛盾的消融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二者具有共生性,却是以前者为基点的。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应该是放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中,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对芸芸众生的切实利益加以关注。只有这样,社会矛盾才会更容易消融,才会更容易出现和谐社会,而不是个别和谐区域、和谐阶级、和谐阶层、和谐集团。     

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地震学知识

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68~1654)和高一志(Alphonsus Vagnoni,1566~1610)都是明末西方来华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群中的两位,前者的《地震解》和后者的《空际格致》曾将当时欧洲的地震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其内容包括地震的起因、地震的等级、发生地震的季节和时辰、地震之前兆、地震后的状况(灾情)、发生地震之地点、地震持续时间等等.文章将一一加以叙述,并加以评论,可见用"气成说"解释地震之成因并不正确.但是所言火山爆发、地下岩浆沿着地壳裂隙涌出地面,确为地震成因之一.至于所言地震之预兆和地震后之破坏情形(灾情)等,与今人所见大致相同,仍然值得今人参考.     

论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体系”,而这一“体系”内部又具有相应的结构,并在生产力的推动下不断演进,呈现出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是“体系”与“环境”之间的外在平衡,而且同时也应该是体系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平衡。自觉地调整社会的诸要素,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更好地、更加自觉地促进社会的平衡。布哈林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三老到民望

三老曾在两汉的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发挥重要的缓冲、沟通作用,但作为制度化的三老却及汉而终。不过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体制下的民望、乡望,以及保留了三老某些特点的耆老、社老、乡老等乡村老人层,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这类作用。以邑义为代表的信仰结合,在此期地方社会生活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乡村老人层亦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试论井冈山精神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

井冈山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是革命战争时期的产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重要战略目标,二者是辨证统一的。井冈山精神不仅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和谐有着重要的保证作用,而且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     

和谐社会视域下社会资本理论的功能解读

社会资本理论是介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理论所倡导的信任与合作可以唤起人们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论超越性道德精神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心理学价值

超越性道德精神引导人们向往个体心灵的自由与解放,追求社会真善美的和谐统一,直趋精神的崇高境界。在当代人类精神信仰及人格面临各种冲突的现实背景下,这种超越性道德精神是约束人类心底"阴影"过度张扬的本源性支配力量,也是消解当代信仰冲突的内在调节手段和优化国民人格的内在动力。     

关于坚持"两个务必"的再思考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得往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新世纪新阶段,坚持“两个务必”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坚持“两个务必”要坚持艰苦奋斗,增强居安思危意识,坚持“以人为本”。     

信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文章首先介绍了社会学与科学技术的相关概念,然后回顾了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发展历史,根据技术社会化的两方面——社会整合和社会调试,讨论了社会对信息技术的影响,信息技术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和对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