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重评《人生》主人公高加林

我们站在新世纪文艺思潮的台阶上,对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形象高加林进行重新审视。对高加林在人生岔路口的抉择进行再分析,认为高加林身上蕴涵了“恶”,有着其产生的内驱力,在客观上它是一种历史的杠杆,他的抉择是种充满悲壮情调的英明之举。高加林现象本质上对社会起到了暴露、破坏和推动改革的进步作用。     

论林语堂的红学研究

程高本后四十回之真伪与艺术上之得失 ,是红学研究的一大积案。在这方面 ,林语堂的研究成果是引人注目的。其《平心论高鹗》文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和论断 ,已在为大多数红学研究者的共识。林语堂红学研究的主要贡献 ,就在于他为《红楼梦》的整体回归铺下了一块坚固的基石     

高平子的天文历学研究

简单介绍了高平子的学术经历和著述概况，指出了以《高平子天文历学论著选》各篇为代表的高平子天文历学研究中所贯穿着的一条“以今译古”和“以今释古”的总方略，并具体分析了其深得西学精髓的“因图见证，设象求真”的分析方法，以及与现代天文学知识相结合的考据方法，评述了高平子站在现代天文学高处以一种融通中西古今的宏伟视野对古代天文历法问题做出的冷静判断和客观评价，并从高平子天文历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和近现代天文学史的学术传统两个方面评价了高平子论著“继轨前贤，津梁后学”的重要意义.     

反袁时期的诗歌

1912年到1916年6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反袁时期。无数革命党人以诗歌为武器,揭露袁世凯的反革命本质及他的皇帝梦,并且对筹安会六君子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反袁时期的诗歌,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诗转换时期最重要的一页。     

论民俗学中的“生活世界”

我国民俗学者高丙中首次把“生活世界”引入民俗学,并把它界定为民俗学的研究领域,然而,由于民俗学界对这个概念的意义认识还不够深入,对其关注仅仅停留于哲学上的探究,缺乏操作层面上的可行性研究。民俗学中的“生活世界”包括两个层次,即“日常生活世界”和“原始生活世界”。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的研究是在生活世界中进行的,或者说这样研究最终要落实到“生活世界”的两个具体层面上,因此,对这两个层次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可以初步廓清“生活世界”之于民俗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打破中国传统戏剧意识的坚冰——从《野人》看高行健的现代戏剧观

高行健是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在新时期戏剧的探索思潮中,他打破了封闭守旧的传统戏剧意识,确立了开放的宽容的现代戏剧意识,并在创作实践中进行了具体的多方面的探索。1985年高行健创作话剧《野人》,复调、多重主题、多种技巧形式的应用都突破了以往僵化的戏剧理论的束缚,开拓出一片新的戏剧天地。     

高晓声文学创作中的三次探求

高晓声因"探求者事件"而祸起萧墙,但他并未因之而却步,纵观其一生的文学创作,贯穿如一的恰恰是"探求"二字。在创作形式上,不断吸收和借鉴西方文艺创作经验,如现代主义、意识流等,堪称那一代作家中的先锋人物;在作品内容上,他通过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独到的观察,努力挖掘人性,揭露人的灵魂,以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新文学史。     

欲望放纵与双重情结异化——《人生》中高加林人格特质解读

批评者历来多从外在的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对《人生》中的高加林寄予深切同情。然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重新审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高加林始终放纵自身欲望,其外在表现和内在思想极具功利色彩,以依赖、利用和获取为人生导向,从而蜕变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同时,特定的家庭出身、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使高加林对权力和城市产生极端的依恋与渴求,从而酿就了其人格中对城市和权力双重情结的病态固着,进而沦为在此二情结异化下的单向度的人。     

高则诚佚诗及其生平补证

《萧山任氏家乘》收有高则诚的佚诗一首,另有署名刘基、苏伯衡、顾硕等而与高则诚密切相关的文章若干篇。这不仅表明诗文真实可信,而且表明：高则诚任江浙行省掾时,除刘基外,还与陶凯、王等过从甚密;至正十一年六月之前,高则诚即因意见不合而离开了浙东帅幕府,在萧山开馆授徒,任原礼是其最亲近的学生之一。至正十二年后,高则诚虽因绍兴路总管府判官、四明都事等职而活动于绍兴、宁波等地,但与萧山任氏仍有密切的联系,至正十五年,更是曾长时间驻留萧山。     

韩驹寓居临川交游考

南宋绍兴初,临川为文坛中心之一。韩驹晚年寓居于此,与地方官员、往来名士、本地名流,及佛门高僧等多有往来,交游十分广泛。韩驹与孔传、汪藻、吕本中、徐俯、张纲、曾几等众多文人都有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