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型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

人才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一国人力资本的国际化水平。按人才参与国际流动与否,将人力资本分为海归型和非海归型2种类型,以中国为例,就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在FDI与本土企业间流动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并得出结论:相比非海归型人力资本,FDI通过海归型人力资本流动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显著,并且2种技术溢出效应存在一种内在的互相增强机制。     

全球生物制药行业研发投资网络中的“桥国家”效应

桥国家是跨国公司连续投资中优先被考虑、且对后续投资具有铺垫作用的战略性国家。理解全球投资网络中的桥国家对提升本国外资吸引力和跨国企业研发投资成功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6年全球生物制药研发投资数据和网络分析法,本研究首先定量识别出全球研发投资网络中的桥国家、并研究其整体格局;其次,探究金融危机对全球桥国家效应的削弱作用。最后,通过桥指标将各国的桥效应量化,对其动态演化特征进行刻画,归纳出3类演化模式。     

FDI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利用外资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二者的关系研究是当今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结合往年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三大产业的投资数量,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三大产业间的分布状况,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我国GDP与FDI进行了简单的回归分析,分析表明:总的FDI促进了我国GDP增长;第二产业FDI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最大,第三产业FDI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次之,第一产业FDI对我国总的GDP增长的贡献最小。     

FDI来源地集聚的区位选择与动因

投资者按相同来源地聚集是外资企业近年来在中国地理性聚集的一种主要形式.建立了一个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东道国(地)企业所构成的寡头垄断的产量竞争模型,并引入衡量厂商之间合作程度的推测变量,分析了FDI来源地集聚的区位选择与动因.降低成本与投资风险、政府的战略策划与推动、来源地外资的产业特性及其与东道国(地)的文化联系是FDI来源地集聚及其区位选择的主要动因.针对FDI来源地集聚的特征,应改变引资思路,实行第三代引资战略.     

我国工业部门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基于苏州和宁波的比较

文章以Feder（1983）模型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对苏州、宁波两地FDI在工业部门中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苏州的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宁波的FDI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非常微弱。     

FDI与政府支持角度下的省域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研究

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技术创新能力指标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和FDI、政府支持力度(GOV)的非线性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GOV、FDI与省域技术创新能力间具较强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其影响力度分别存在双重门槛和3重门槛.GOV和FDI耦联下省域技术创新高效溢出的关键是优化配置政府支持与外资投入的空间结构.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分析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对外直接投资看成是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才能选择的策略之一。但对于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99％比例的中国来说，开展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国际投资理论和我国中小企业具有的比较优势等方面分析了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并对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存在着区位分布不合理、投资产业档次低的突出问题。对外直接投资须将产业的选择和区位的选择有机地结合起来。东盟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应是我们对外投资的首选国家；其次是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非洲和拉关等发展中国家也是我们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     

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研究

已有研究认为,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力度的大小、FDI技术溢出渠道的通畅程度和东道国自身“吸收能力”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而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又对这三个因素有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以中国1983-2003年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得出结论认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丰裕程度决定了FDI技术溢出的大小;FDI能够通过资本积累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且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的技术溢出效应要远远大于资本积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