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抑杜牧质疑

许多事实表明,即使是在牛李党争激烈的政治背景下,李德裕抑杜牧也并不存在。会昌年间,杜牧出任外州刺史是仇士良宦官集团在起作用。大中年间,杜牧在文章中流露出对李德裕的不满不仅与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有关,同时,与杜牧长期以来对宦官集团的顾忌也不无联系。     

浅谈北宋时期的“扬杜抑李”思想——以《太平御览》对李杜的记载为例

类书本是"述而不作"的,但是它的体例设置、材料取舍等方面仍然能体现出选录者甚至一时之文学趣味及主导思想。本文在简述"扬杜抑李"思想时,试通过北宋时期的一部官修类书《太平御览》对李杜的记载与诗作的选录情况加以分析,进一步从类书的角度为北宋人的"扬杜抑李"思想寻找依据,以开拓研究视野。     

论曹魏杜恕的政治思想

曹魏中期,杜恕力倡儒学,坚持儒家德礼为本的政治思想,既反映了当时现实政治的需要,也说明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的统治地位已经难以撼动。杜恕继承了先秦儒家思想的精华,摒弃了汉代儒家思想中的天人感应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值得肯定。在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上,杜恕不片面强调君的绝对主导地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君提出了种种行事准则,其核心就是要求君对臣民宽厚;在选举和司法等具体的政治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则。这些思想对于抑制君权的过度膨胀有一定积极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民众。     

另一种途径的探索--评《蛊毒:财富和权力的幻觉》

无论对于人类学还是对于科技史，蛊毒都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研究对象。分析评论了《蛊毒：财富和权力的幻觉》一书的有关研究，并相应地分析了人类学对科学史研究的意义，以及两者在研究方法及观念上的差别。     

论《马氏文通》的"句"和"读"

从如何区分《马氏文通》的“句”和“读”入手,对《文通》中“读”的论述进行考察,分析句读的功能,揭示出《文通》中“读”的本质是可以充当除句子谓语以外的任何成分的词组。“句”是完整表达意义的语言单位,是独立的句法分析的最大单位。句读关系是上下位关系,“读”是“句”的组成部分。     

解读古汉语副词"独"

古汉语副词“独”的语法意义相当复杂，可以做范围副词、程度副词、情态副词以及语气副词，同时“独”又有众多的相关用法，和现代汉语相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独”的使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整合与创新：清代广西壮人接受杜诗的变异学研究

文学变异学重在研究跨民族交流中文学文本的变异情况，而杜诗在广西壮人的接受变异上鲜有涉猎，本文以此为案例从跨时空的传播、文化传统的激活以及文学创作的创新等角度来发掘其传播中的双向互动性、对中华文化的共同建构性，从而发现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种多民族间互补互济的共同发展过程。     

杜甫艺术诗与盛唐艺术

盛唐艺术繁荣鼎盛,并且当时的文人普遍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因而留下了数量颇丰的艺术诗。其中,杜甫的艺术诗成就最为显赫。杜甫的艺术诗不但生动展示了盛唐艺术的风貌,而且深刻阐释了盛唐艺术的风度。一方面,杜甫的艺术诗是受盛唐艺术的强烈感染而作,承载了盛唐艺术的大气与恢弘;另一方面,杜诗创作历来与社会现实密不可分,盛唐社会的急转骤变使杜甫后期的艺术诗具有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而盛唐艺术的气度始终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底气所在。     

城市、商业、市民——大都杂剧繁荣的客观条件

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是戏剧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大都成为元曲中心的重要原因。大都城市深厚的文化积淀,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全方位影响,城市开放式的发展格局与理念,造就了大都特殊的市民群体。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倾向决定了杂剧题材、内容、样式的形成和基本面貌,并对其发展、繁荣产生了极其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本文旨在探寻首都城市文化发展繁荣的部分内在规律。     

略论杜预的科学技术工作

论述了3世纪时中国重要学者杜预(222—284)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全文分为生平事迹和军事谋略、对农业经济的见解、对历法的研究、对地理学的研究、在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等5个小题进行论述。杜预具有非凡的思维能力，是当时科学家和思想家群体(如裴秀、刘徽、王叔和、杨泉、张华等)中的重要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