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中西 文以载道——从“会通”思想和诗学看《天演论》的翻译

从＂改写＂角度研究严复《天演论》的翻译,认为严复的＂会通＂思想和当时主流诗学影响其翻译的整个过程,以期更好地认识严复＂做＂出来的《天演论》。     

动态顺应翻译策略——评析《论语》两译本

语言动态顺应论可从文化的多维度视角阐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的差异.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通过对辜鸿铭和安乐哲的《论语》两译本进行了对比,认为辜鸿铭是顺应其传播儒家文化并得到西方尊重的目的而采用"归化"策略;安乐哲则是顺应文化平等尊重、相互融合的背景而采用"异化"策略.二者的译介实质都是文化翻译的过程.     

关于《论衡》中“阳燧”的研究

东汉王充在《论衡》中多处提到消炼五石铸造阳燧。对于王充所说阳燧的材质,学术界的看法存在分歧,一种认为阳燧是玻璃透镜,另一种认为是铜凹面镜。文章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材料考证出汉代五石是丹砂、曾青、雄黄、石、磁石五种矿物,指出《论衡》所载用五石铸造的阳燧是铜镜,不是玻璃透镜,并从社会文化因素和技术发展因素两个层面对古人用五石铸造阳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象以典刑”论考

象以典刑是否在尧、舜时代存在,是否是我国原始社会某一阶段真实的写照,在我国法制史学界争议很大。在此,从刑罚的目的出发,通过分析历史事实,认为在尧、舜时代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民众对政治、财产和性的犯罪都比较少,因为这些犯罪的收益都很小,即使用很少的成本都能够制止住犯罪。因此,在那个特定时代,象以典刑是完全可能存在的。     

鲁迅与林语堂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比较研究

鲁迅与林语堂作为中国译学史和翻译史上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们翻译活动的同与异可以梳理为三个层面：拿来与送去,异化与归化,直译与美译。他们的差异表明：译者的主体性是文学翻译的主要决定因素,不同译者的文化态度在他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树木年轮铅、镉、锌含量分析看会泽铅锌矿历史污染

本文以云南会泽铅锌矿为基地,调查分析厂区及附近地区大气,土壤中铅、镉、锌含量对14年生滇杨（Populus yunnanensis）的影响,分析从 1970～1983年滇杨树干各年份中铅、镉、锌含量及大气、土壤中铅、镉、锌含量.结果表明,从14年滇杨年轮中铅锌含量可推断会泽铅锌矿1970～1983年历史污染状况.也验证了关于“树木年轮的重金属含量可用来构筑环境的污染历史”的观点.为今后在工矿区用树木年轮来推断历史污染状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湖南黄土店金矿区变佘云煌岩的发现及其岩石化学特征

湖南黄土店金矿区,原被认为是粉砂岩或粘土岩分布的地方。但经笔者野外考察及室内镜下鉴定,岩石化学成份测试,岩石矿物成份的计算和图解后认为:该金矿区有云煌岩岩脉产出,并发生了浅变质作用,岩石可定名为变余云煌岩。     

从《三国志》亲属称谓看《汉语大词典》编纂之缺失

《汉语大词典》是一部代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性语文辞书的最高编纂水平的辞典,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忽视了常见书和常用词的考察,存在着一些问题。文章仅从《三国志》亲属称谓角度认为《汉语大词典》存在着:词目未收、义项未收、义项失序、义项误立、书证有误、体例不一等方面的失误,从而为《汉语大词典》的修订提供有力的语料证明。     

从诗词关系看李清照《词论》的词学意义

李清照的《词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篇词学专论,是词学研究的重要文献。立足《词论》文本予以探讨,它是词发展的概述和对词人的品评,实际上首次提出了词学研究极其重要的两个问题:词与诗的关系和词的特质问题。基于音律规范来区分诗文和词,词在文体中“别是一家”,指出“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都会损害词的“本色”。基于内容方面的特点,社会重大题材适合入诗,而儿女私情琐事适合入词。把词从诗余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自立门户。这符合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也是宋词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一切决定了《词论》在词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梁山的“秀才寨主”王伦——兼及梁山寨主变动与“山寨政治”转向

王伦原本习文,后弃文就武,由于落第等原因在梁山落草。他并无大志,不想"替天行道"或攻城夺地,满足于拦路抢劫等。他是梁山首位寨主,在他治下山寨初具规模。他不愿收留武艺高强的林冲,限其三日内递交投名状,后又想一并收留林冲与杨志让他们相互牵制。晁盖等人上梁山时,他仍想拒之门外,但被林冲所杀。王伦其实是以其"小量"败于晁盖的"大量",以其"小智"败于吴用的"大智",以其"小勇"败于林冲的"大勇"。王伦之后的梁山,更迅速地发展、兴旺起来,实际上成为对众多江湖好汉开放的梁山,而王伦时期的"山寨政治"也被晁盖时期新的"山寨政治"所替代。王伦以及二龙山宝珠寺邓龙这样的人本不适合作寨主,最终都被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