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轩先生行状》原作者考辨——兼论蔡元培与徐宝璜的交往渊源及其对中国新闻学的影响

本文认为新闻学术界借以了解中国新闻学大师徐宝璜生平的《徐伯轩先生行状》一文并非署名作者陈大齐原创,而是陈大齐在蔡元培所撰《徐宝璜先生行状》的基础上改写的.从两篇《行状》原作者的考析中,我们可以追溯蔡、徐两先生鲜为人知的私人交往渊源及其对中国新闻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吴蔡体"略论

金初词坛上的“吴蔡体”以吴激和蔡松年为代表,吴蔡二词皆清健骨力,属于豪放一脉。吴词“运化前人诗句”,以“哀惋清朗”的词风抒发“故国之慨”;蔡词则追和东坡,以“俊逸清旷”的词风表现身宠神辱而欲超尘脱俗的情思。吴蔡体分别以吴、蔡为核心,先后存在两个次群体;追源溯流则可将吴蔡体与苏轼、元好问视为一个泛词派,与苏辛词派一枝而二朵。吴蔡体不仅对金代词史的发展,甚至在中国词史的演变中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蔡东藩生平研究述评

蔡东藩是现代著名通俗史学家和通俗演义小说家,作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对其生平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就此前有关蔡东藩生平研究进行了评述,以期总结以往,把研究推向深入。     

彩调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彩调这一蕴含十分丰富的民俗事像,是广西地区独有的地方戏剧。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彩调从产生以来,就有着自身独特的艺术特色,同时,还具有广泛的文化功能和文化内涵。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彩调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生存危机,因而也急需得到保护。     

蔡元培德育思想初探

蔡元培的德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对德育的地位、目标、原则、内容和方法以及与智育、体育、美育等的关系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阐述，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蔡锷的军国民主义及其深远影响

蔡锷感愤于近代中国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认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国国民缺乏日本、欧美等国的军国民精神,并从教育、思想学派、文学艺术、社会风俗、体育锻炼、武器等八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弱不堪战的原因;并大声疾呼要在中国实行全民皆兵的军国民主义,其核心就是陶铸＂国魂＂,以新的＂国魂＂振奋全民族的军国民精神。蔡锷以军国民主义为基础,在近代革命战争实践中所形成的一整套近现代革命军事思想与国防建设思想,对中国近现代革命战争与一大批杰出将帅的培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兼与殷英同志商榷

蔡锷不仅注重武装斗争,而且重视舆论宣传,早年曾以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诗文,反对列强入侵,抨击封建统治,宣传革命理论。对这些笔名,蔡锷生前并未提及。蔡锷逝世后,虽然人们通过蔡锷年谱得知孟博、奋翮生、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但长期无人对其进行过论证。1995年,曾业英经考证后认为,不仅孟博、奋翮生确是蔡锷的笔名,而且蔡锷还有个＂劫火仙＂的笔名。而对＂击椎生＂,他未及考证。近年来,殷英提出了击椎生不是蔡锷的笔名而是殷承瓛的笔名的观点。但经笔者多方面考证,＂击椎生＂不应是殷承瓛的笔名,而应是蔡锷的笔名。     

论蔡元培的美育思想

在中国近代美育史上,蔡元培是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对传统美育观的否定过程中,完成了从以类和群体为重心的美育观到以个体为重心、以健全人格为目标的近代社会美育观的转变。蔡元培给予美育以独立的学科地位,在生活中实施美育。蔡元培的美育思想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芒,体现出现代性特征。     

蔡元培的译学思想对当代翻译人才培养的启示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对译学的见解非常独到，他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对译者责任的阐释，对我国当代翻译人才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蔡元培对“美术学”一词的获知渠道的考察

蔡元培是"美术学"一词在中国近代较早的传播者和使用者之一。考察蔡元培对这个词汇的获知渠道,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美学词汇和美学学科在中国近代的最初传入情形。阅读和与日本人士交往,是蔡元培早期获取新知的主要渠道。前者使蔡元培的思想视野进一步开阔,而后者则使他获得了接近近代知识源的优势。通过这两个渠道,蔡元培较早的从教育的角度了解了"美术学"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