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古典爱情诗之比较--以李白的《怨情》与勃朗宁夫人的《我怎样爱你》为例

中西方爱情诗歌都歌颂了人类情感中最神圣、纯洁和崇高的爱情，然而由于地理环境、文化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差异，中西爱情诗也各有特色。从创作动机、作品主题及诗风和手法这三个方面探讨中西方爱情诗的差异，可以发现：中诗委婉、微妙、简隽；西诗直率、深刻、铺陈。两方各有千秋，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博采众长。     

陶渊明与中国古典文学之菊花意象的文化建构

陶渊明之前的中国古典文学中,"菊花"仅仅是一个一般的文学意象。到了陶渊明这里,"菊"成了一个特立的审美意象。之后,"菊花"逐步形成了习用的文学意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之"菊花"意象的建构过程中,陶渊明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一是"菊"的南方诗学意象建构;二是"菊"的田园旨趣美学建构;三是"菊"的隐逸象征系统建构;四是"菊"的重阳话语建构。陶渊明与菊意象形成了一种符号化和被符号化的关系。     

张正见、庾肩吾诗风比较

庾肩吾与张正见的诗无论是内容分类还是艺术表现方面均有相似的特点,但是,张正见诗与庾诗趋同于侧艳,而异于清旨,相似于绮丽,而多有宕逸,悲伤之情俱有之,庾氏的情怀体现薄弱而平浅,张正见的诗秋思愁怨、慷慨悲凉,多角度、多层面地体现出其丰富的情感意蕴。     

海东文人的“武陵桃源”——论韩国和陶文学中隐逸意识的演变

在源远流长的隐逸文化中,陶渊明的诗作久享盛誉,陶诗意境之深厚真率,引来无数后代文人追随唱和。这种对陶渊明诗歌追和的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文学,甚至远在海东一隅,我们也可以嗅到浓厚的"和陶"气息。韩国和陶创作始于高丽中后期,至朝鲜朝时期,和陶文学全面盛行开来。对他们而言,陶渊明是一种承载着强烈身份认同感的特殊的文化符号,儒家与道家两种隐逸意识在陶诗中交融汇合,同样也在海东文人吟和的武陵世界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论王冕的儒者精神和诗歌艺术

王冕是元代一位坚守儒精神 的诗人，无论是反映民生的时事诗，还是其隐逸、咏梅诗都贯穿着儒对理想的追求，这对探讨王冕力行儒道的心态与其诗歌艺术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王冕的诗歌艺术是其儒家入世精神的折射，在其救世之心受到挫折时，其咏梅诗更是这种精神的升 华。     

论陶渊明隐逸的表达模式

陶渊明很大一部分诗作都流露出了隐逸思想。这种思想的表达主要借助于两种模式，一是叙述模式，即通过直接的叙述来表达隐逸的思想。二是意象模式，即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象，融人自己的感情，抒发对隐逸的向往与归隐后的欣喜。二者往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难以割裂。     

李贺“奇诡”诗风形成探因

李贺是我国中唐一位具有独特个性、气质、心理和艺术才华的天才诗人。他的诗歌奇丽诡怪，“虚荒诞幻”，呈现出“奇诡”的艺术风格。在探讨李贺“奇诡”诗风成因时．古今不少论者大都从文学艺术承传的角度加以论析，这是欠全面的。形成李贺“奇诡”诗风的主要原因，是他在特殊社会、文化环境中，由其特殊身世、个性、气质、生理条件和生活经历等因素促成的特殊心态和在这种心态作用下那一系列与众迥异的独特的审美追求。     

儒家化的隐逸与任侠:盛唐山水田园诗与边塞诗的文化精神

在盛唐独特的文化背景下,隐逸、任侠与儒家文化所形成的一种亲和关系使得盛唐边塞诗人能把飞扬跋扈的人生意气、自由无拘的浪漫精神与忠于帝国、为君辅弼的时代精神完美结合,形成刚健豪迈的诗风;同时也使得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情调居于一种既通透明澈而又生机跃动的“临界”状态,从而成为这两类题材中不可复返的典范。     

从招隐诗看晋代文人隐逸思想的变迁

招隐诗在晋代诗坛的昙花一现与晋代政治现实、文化思潮和文人心态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玄学的兴起和发展对招隐诗的影响更为明显。招隐诗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更体现了儒学对士人影响逐渐衰微、玄学影响逐渐扩大的思想变化轨迹,对我们了解隐逸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论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

李白是中国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耀眼明星。其长期存在具有恒久的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原因。这当然需要对李白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文章的开头从李白的生平谈起,论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主体部分从三方面论述:生活环境和个性使然;对人民贫苦生活的同情和政治黑暗腐败的极度不满;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隐居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