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阐释视域下的杜诗“诗史”之名缘起

"诗史"思维源自中国早期社会"诗史合流"的传统,在漫长的理论架构和文本阐释过程中,杜诗"诗史"说形成"少陵生前流传""贞元、元和之际产生""宋代形成共识"等几种主流观点.用文献考证和文本关照的方法对上述诸观点甄别析辨,可知"唐代尚未出现以诗为史的普遍思潮,杜诗'诗史'之名在学者中形成共识应该是宋代的事"的论断较为审慎,更多文献的考证是对"诗史"之名缘起进一步界定的关键.     

穆旦译诗中等值因素的“得”与“失”

穆旦（原名查良铮）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当代著名的翻译家,目前国内对其翻译作品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诠释学翻译理论是20世纪中后期重要的翻译理论支派,影响深远。穆旦译诗的诠释学译论分析和文本细读表明,在等值因素翻译的＂得＂与＂失＂方面做到了很好的均衡,在译文表达上充分考虑到了译文读者的＂理解＂。     

接受反应、读者与意义建构

从读者的角度,分析接受美学在理论阐释空间上的突破。认为接受理论瓦解了传统文学阐释追求恒定不变的作者本质的局限性,使读者因素在诸如“期待视野”的心理以及对文本“空白”填补想象中得到凸显,在读者主动参与文本意义建构的过程中,作品的意义得到再生产。但是,在这种文学阐释范式的读者转向中,“过度阐释”的存在是理论上有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予小子履"与"虽有周亲"之考论——兼论孔子对《书》的阐述

<论语·尧曰篇>"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肤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与"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被认为引自<尚书>,前者或疑为<夏社>佚文,或以为<汤誓>逸文,或以为另一篇<汤誓>,其大旨或视为伐桀告天,或视为祷雨之词,但均为帝王承担责任的言辞,而帝王承担责任则是涉及如何为政的主旨.后者或以为出自<泰誓>,或以为逸词逸句,其大旨或以为伐伐告天之辞,或以为武王诛封誓众之辞,或以为周武王封诸侯之辞,然其中却蕴含着君王应该用贤人与承担责任爱护百姓之含义.<论语>该章的主旨是从制度、民心等多个角度说明如何为政的.此两处虽然与原文主旨不同,但客观上存在让人阐释成如何为政的文化空间.因此,此两处<论语>引<尚书>,其阐释有了断章取义的倾向.     

中文系张永刚和朱堂锦两位教授又出新著

张永刚教授、朱堂锦教授的最新学术专著出版,中文系2 0 0 4年学术研究又取得进展,为中文系省级重点建设备选学科“文艺学”、院级重点课程“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的建设与发展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张永刚教授的《文学理论:文化阐释与学科形态》,就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了富有理论价值的阐发,对文学理论的学科形态进行了富有建设意义的探讨,这是张永刚教授近几年来继《文学原理》(与董学文教授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0 1年出版)之后在文艺学研究领域的又一结晶。朱堂锦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学审…     

权利的法文化学阐释

权利是法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法学家们对权利的定义一直存在重大分歧。本文通过对现代多元权利进行历史考察与本质还原,分析权利的原初意义及其演变并从中寻找权利的一般本质,然后从权利的一般本质返回到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指出附加语境特征后的使用中的具体权利才是权利的真正意义所在。而现实的权利阐释与发现将从对习惯现象的分析开始。     

“五四”文学的阐释困境与动态阐释模式的形成

对"五四"文学的阐释有着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初期的文学史研究者胡适、周作人、梁实秋等人以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分别展示了他们各自理念观照下的"五四"文学,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史则习惯于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五四"文学放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进步/反动、理性/非理性、写实/抒情、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启蒙/救亡等对立框架中进行考量,从而造成"五四"文学的阐释悖论。新时期以来,研究界渐渐摆脱之前那种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研究方式,吸取西方的非本质主义、主体间性哲学思想,尝试以关系思维的研究方法重新解读"五四"文学,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五四"文学的复杂与悖论性。     

从语法分析到修辞阐释--结构主义文论向解结构主义文论转换的实质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本的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在对文学作品的深层结构进行解剖时,语法关系经常被作为一种认识模型而使用;即使接触到一些修辞问题时,也采用典型的语法研究方法.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则更多地受20世纪修辞学研究,特别是语境理论与话语理论影响,强调文本的动态性、历时性、不确定性,运用修辞批评对文本进行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主义文学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语法分析的视角,而解构主义文学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修辞阐释的视角.     

浅谈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兼论译者主体性

翻译理论家斯坦蚋的阐释翻译理论,从文学阐释学视角提出翻译过程的四步模式,即: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并借助这四个翻译过程他认为从译本的选择到作品的阐释,再到语言层面上艺术的再创造,都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论陇东红色歌谣的文化学阐释

陇东红色歌谣之所以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传唱,不仅因为陇东红色歌谣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愿望,而且因为陇东红色歌谣接通了劳动人民潜藏的集体无意识,激起了他们的情感共鸣。陇东红色歌谣在进行革命主题诉求的同时,也保存了特定的方言土语、民俗风情、民族宗教等文化学资料,具有丰富的文化学价值。正是在文化学的意义上,才能解释陇东红色歌谣的魅力,否则,可能得到一种一般化、简单化、肤浅化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