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共和国:在希腊与罗马之间--试析西塞罗政治思想的原创性

西塞罗以罗马共和国公民高尚的道德和伟大的论辩家的形象而为后世所景仰,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身份却历来颇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作为在希腊和罗马权威交替的时代,作为一个文化上相对落后的罗马的公民,同时也是一个希腊哲学的学习者,西塞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以一个原创性的身份在说话?本文主要从背景和文本辨析的角度试图解答这一问题,指出西塞罗在综合希腊哲学精神和罗马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对国家和政治的看法,这又主要体现在他关于道德共和国的看法之中.     

清代云南铜政与皇朝中央的财政思想探析

滇铜开发是清代的重要国政。从滇铜开发中,可以窥见农耕文明下由于国家制度和文化思想的僵化,导致"乡-土-人"结构缺乏调适弹力而不能自我调节,逐渐呈现为一种静止状态。基于对清代云南铜政的研究分析,在"乡土中国"的视野下对清代皇朝中央的财政思想进行解读,指出其财政思想的实质端在于维持农耕社会的最低需求,滇铜开发的经济利润成为田赋的变相补充。     

自动驾驶无需高阶道德算法

引入伦理学中的道德两难思想实验后,自动驾驶应植入何种道德算法引起了不少讨论。区分一阶道德算法与高阶道德算法将发现这些讨论建立在一个有待澄清的前提上。植入道德算法的目的是令自动驾驶成为驾驶专家,因而识别交通法规等一阶道德算法是必要的,关乎安全、效率与舒适;但功利主义等高阶道德算法会反噬驾驶专家,既不必要也不可行,况且“自动驾驶两难”在哲学上的思想深度没有超出“电车两难”。     

熵增或熵减:评析弗洛里迪建构的宏观信息伦理学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不仅深刻改变了人类现代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其所引发的众多新的伦理问题也令人深思、亟待解决。然而,这仅仅是第一代信息伦理学的任务。弗洛里迪试图构建第二代信息伦理学,对ICTs引发的伦理学难题背后的哲学框架和概念基础进行深入思考,并从信息哲学的研究视角构建一种原创性的信息伦理学框架,以填补概念上的“真空”和澄清一些概念上的困惑。我们尝试厘清弗洛里迪信息伦理学基本概念上的疑惑,并讨论该伦理学与当代机器道德实践研究的关系,最后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相关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     

当代“专家困境”的伦理解读与道德超越

当前,科学主义是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影响到专家决策的背景认知观。同时,现代科技的技术风险、经济风险和伦理风险及其背后的知识博弈、利益博弈和道德博弈等也要求我们必须反思现代专家系统的各种困境及其出路。一般说来,当前专家系统主要面临专家界定的模糊性、专业权威的挑战性、专家决策的风险性三大困境,并遭遇到利益、良知、责任、认同等多种价值排序和伦理拷问。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对专家困境进行解读,引入道德过滤器对于专家界定的考量、道德想象力对于专家权威的分析、道德运气对专家决策的责任甄别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诠释专家系统的现代境遇,从而实现专家困境在政府、市场、公共领域之间的结构平衡和道德超越。     

法治建设背景下社会道德重塑研究

法治已成为现代化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传统的道德秩序因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快速变迁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恶化严重侵蚀民主、法治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也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术界开始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中国所遭遇的道德困境,从我国的道德现状出发,重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道德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     

儿童网络游戏道德评价标准拟制研究

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儿童休闲生活的结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可能诱发阻碍儿童发展的道德风险点。为了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游戏道德风险的伤害，本研究在文献梳理和游戏分析的基础上，以塞伦、齐默尔曼和费尔南德斯的游戏分析理论为基础，结合国家政策文本中的学生品德发展评价标准，建构了本土化的网络游戏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专家、游戏者、教育者等多方的访谈和调查，最终拟制出针对儿童网络游戏的道德评价标准，为儿童健康使用网络游戏，更好防范儿童在游戏过程中引发道德风险提供了依据。     

浅析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道德意蕴

嵇康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在司马氏利用名教控制天下的情况下，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来反对虚伪名教的束缚，提倡个性解放，主张万物要遵循自然规律与法则，顺应其自然本性发展。实际上嵇康并不是反对一切道德和名教，而是通过“任自然”来回归到原初时代。顺应自然和人之性情的名教，是要超越现在而回归过去无欲、无贪的状态。     

技术人工物的道德地位

技术时代,考察人技关系不仅成为哲学的重要论题,亦成为面向技术境遇的生存论题。维贝克"技术道德化"思想是当下考察人技关系的典例,自身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从现象学维度考察维贝克"技术道德化"思想,以人的技术生存为逻辑原点,尝试消解其理论困境,重构人本主义技术伦理,进而重塑面向技术境遇的生存态度。     

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可能性、存在状态及伦理意涵

学界对"技术人工物能否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持肯定答案的观点较多关注技术人工物不断增强的社会角色,持否定答案的较多关注道德行动体的标准哲学概念及其既有定义、特征。回答该问题的关键在技术人工物是否满足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具有意向性和自主性是存在物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技术人工物基于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两重性之上的三元意向性、基于技术中介理论的差异自主性,使其满足了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在"人-技术"综合存在中只有技术人工物的自主性和道德敏感性强于人的时,它才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既扩展了技术设计者的伦理责任,又拓展了伦理学的理论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