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至唐五代哀悼诗与道教

在汉至唐五代的漫长历史阶段,道教给哀悼诗带来积极的影响:以其贵生恶死的生命观和超越局限、改造自然的精神吸引了众多包括哀悼诗作家在内的芸芸众生,以其修道成仙、长生不死的信念淡化了存者对死亡的恐惧和增强对生命的乐观,以其清静无为、放任自然的生活态度让人远离纠纷、排除烦恼,以其古奥的语汇、离奇的典故丰富了哀悼诗的语言表达和审美想象。道教对哀悼诗的巨大影响与封建政权对道教的大力扶持和道教乐生、成仙的精神内涵有关。总之,道教通过哀悼诗给人们注入了生命的活力和不朽的信念。     

袁文揆与《滇南文略》的编纂

清代云南著名诗文家袁文揆编撰的《滇南文略》,清晰呈现了古代云南文学和文坛的发展。袁文揆对于云南地方文献的收辑整理可谓导夫先路、居功至伟。     

春游苏堤

正【名诗回放】苏堤春晓明·张宁杨柳满长堤,花明路不迷。画船人未起,侧枕听莺啼。【作者名片】张宁,字靖之,号方洲,海盐(今属浙江)人。他爱好山水,休官后每年都到杭州游览,做了很多西湖诗。【难点注释】1.苏堤春晓:西湖十景之一。2.长堤:指苏堤。3.路不迷:即不迷路。【同步翻译】青青的杨柳长满了苏堤,春花明媚使人不会迷路。     

清代阮元的三家《诗》研究

阮元的《三家诗补遗》是清代较早的三家《诗》学著作,其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在王应麟《诗考》的基础上多有补充,二是提供了关于三家《诗》派别划分的诸多方法,尽管这些方法多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但给后来的三家《诗》研究提供了诸多借鉴。     

柏拉图对诗中英雄形象的尽善尽美为何行不通——以革命样板戏中“高大全”式英雄形象的失败为参照

出于建设理想国度、教化公民的政治目的,柏拉图在《理想国》卷二至卷三中,对诗中的英雄形象提出了尽善尽美的要求。柏拉图心目中的完美英雄形象与新中国革命样板戏中的"高大全"式英雄形象有着许多相似处,后者在文艺史中的失败,虽然间接却十分充分地说明柏拉图对诗中英雄形象的尽善尽美要求行不通。柏拉图对"理想国"中的公民缺乏信心,担心公民会受不好的文艺、教育影响,因此他强调诗人的教化职责,要求诗中的英雄形象必须尽善尽美。     

叶维廉“整体性”思想探究

在叶维廉的诸多著述中,＂整体性＂是贯穿始终的重要思想。叶维廉深刻追溯了西方传统＂整体性＂观念的缺陷及其根源,并在多种文化模子的互照互省中,提出了另一种更为开放的＂整体性＂,极力还原事实经验多个层面不断演化生成的整体世界。全面把握叶维廉的＂整体性＂及其在叶维廉诗歌创作与文学研究中的具体呈现,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上海方言与马凡陀的山歌

在新诗民族化与大众化潮流中,马凡陀的山歌被誉为新诗创作的一个新方向。作为被左翼批评界认可的新诗样板,它可贵之处是一方面普遍调用丰富的吴语资源,另一方面则始终以底层市民的民生为重。新诗中的山歌道路仍是敞开的,其口语化、方言化、大众化的运行轨道,以及针贬现实、为民代言的品性,对当下诗坛仍然有借鉴启示意义。     

中国文艺类型中的民俗审美——兼论"诗中有俗"与"俗中有歌"的审美特征

试图探讨是"诗中有俗,俗中有歌"的文化现象以及这种"既是诗歌,也是民歌,更是民俗"美学特征和各自间的艺术演化的相互关系与关联.世俗"风化"与"民俗之诗"间的互动、互促、互相影响的审美与伦理教化关系被阐释得较全面而辩证,是我们认识诗、歌与风、民、俗等概念及其关系的一个重要思想.     

古代诗歌本体论之三种命题

＂诗言志＂、＂诗缘情＂和＂诗达义＂三个理论命题构成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体系框架。古代既有＂言志＂之诗,又有＂缘情＂之诗,而＂言志＂诗和＂缘情＂诗又都包蕴着思想意义,＂志＂、＂情＂、＂义＂是构成古代诗歌本体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命题显示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多元化特点,共同诠释了古代诗歌的本质属性,建构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