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梁实秋之翻译风格——以莎士比亚The Life and Death of Richard the Second两译本为例

译者的风格是文学翻译中译者身份的标识。译者风格的建构离不开译文所体现的语言特征和贯穿于译文的翻译观。朱生豪、梁实秋两位翻译家所译《理查二世》译文风格迥异,在于译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于各自的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和审美取向,采用了不同的解读文本策略,从而分别形成了“豪放、率真、大气”和“含蓄、简洁、典雅”的两种艺术风格。     

《孙子兵法》复译中的文化误读与译者身份之辨——基于副文本描述的Minford译本个案研究

《孙子兵法》英语复译本在“中学西传”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存在,西方译者对中国文化进行解读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误读。任何的误读形式都与译者身份密切相关。就《孙子兵法》Minford译本而言,译者采取的有意识误读的翻译策略是由其多重文化政治身份所决定的。本文尝试从文化社会学的“文化误读”概念入手,基于对Minford译本副文本的描述与解释,探讨“文化误读”与“译者身份”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译者对源文本的误读反映了译者本人及译者所属群体的社会心理及意识形态观念。     

翻译主体的命运

立足于翻译主体——译者,探讨了译者主体性经历的三个阶段:高扬、远离、返回,论述了高扬时期译者主体性与返回时期译者主体性之间的根本区别,并对各个时期的译者主体性做了相应评述。得出结论认为:在译者主体性先后经历的三个阶段中,后一阶段是对前一阶段偏差的修正,比前一阶段更先进、更能满足实践的要求。     

英汉法律词语空缺与译者的主体性

法律术语翻译历来是法律翻译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受不同国家、地区语言和法律文化影响,不同法律体系都有其独有的术语系统。不同法律体系之间术语的不对应,导致了法律词语空缺现象,构成了法律术语翻译的最大障碍,并在翻译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站在决策者的高度,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性。这同时也对译者自身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     

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解读文学翻译——莎剧两译本对比研究

朱生豪和梁实秋都是著名的翻译家,都为莎剧的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背景,所以译文的风格也大相径庭。相比较而言,朱生豪采取了意译的方法,而梁实秋采取了直译的方法。换言之,朱生豪的译本是以中国文化为导向,而梁实秋的译本是以西方文化为导向的。本论文运用阐释学理论和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理论详细分析了莎剧两个中译本,体现了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和主体性。     

从翻译学看译文的不可超越性

近年来翻译能否超越原文成为一个热门问题，这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问题。本文从翻译学中的翻译中质、翻译标准、翻译目的、译者、读者等几方面论证了翻译的不可超越性。译者只有认识了这一点，才能保持翻译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不断前进。     

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主体地位——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分析

译者,作为一名阐释者,应当是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是从原文到译文这一过程的能动因素,然而在翻译理论界译者却长期遭到忽视。近年来,译者的主体性开始得到译界的认识。本文拟从阐释学的角度探讨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主体地位。     

从译者主体性视角分析《法国中尉的女人》的两个中文译本

译者的主体性是翻译理论界近期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福尔斯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其中文译本也层出不穷。从译者的选择、译者的意识出发,分析阿良译本(1985年)和陈安全译本(2002年)的异同,极具重要性。     

从折射理论看译者的任务

从勒弗维尔翻译思想的立论基础“折射”理论出发,探讨了译者的任务在于根据目的做出相应的改写。改写是对折射的一种继承和发展,翻译行为因为其目的性必然存在着改写现象,这对非文学文本和文学文本同样适用。     

译者主体性的对比研究——以杨绛《干校六记》之“学圃记闲”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由于受翻译水平、翻译目的等主观因素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对原文的阐释、采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风格等不同,从而使译文迥异。译者已成为翻译活动的中心,译者主体性研究应得到更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