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初经学对藩国文学的渗透

汉初经学以藩国为盛。为经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不但有藩王、藩臣,还有布衣之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汉初轻视儒生,不重视《诗》、《书》;另外,某些藩国所在区域历史上就有浓厚的治经氛围。经学以文学为载体,文学也记录了经学发展的情况。汉初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赋、文上。     

汉代散体大赋主客问答模式与汉代经学之关系研究——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例

主客问答是汉代散体大赋独特的内部结构特征,其来源可追溯到先秦,与纵横家的关系尤为密切.汉代散体大赋的主客问答结构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论辩技艺,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能方便而又策略地实现讽谏和颂美,是汉代经学与汉代散体大赋联姻的极其重要的媒介.     

周予同经学研究的逻辑

以理性精神始,遵循“教”“学”分离、学中探术、以学言变的路径展开,以科学的史学形态终,是周予同经学研究的基本逻辑。把经学与儒教区分开来,以理性精神批判儒家的宗教性,确立经学的学术性质,是周予同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一环。学术性质的经学与政治统治术略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通过研究经学的产生与更替、经典名目的变化等学术问题探索政治统治术略的变化,是其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二环。在把经学视为反映政治术略变化的基础上,对经学展开“超经学的研究”,用历史学的方法发掘经典材料,总结经学演变规律,是其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三环。周予同的经学研究逻辑,蕴含赋予经学史学形态从而延续经学文脉的价值指向,对当下的经学研究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贾公彦《周礼疏》中的经学诠释思想探微

经学诠释问题是唐代经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贾公彦的《周礼疏》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疏曾被誉为“五经注疏”中最好的一部,该疏所蕴含的经学诠释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谶纬思想加以利用和重新释解;从经学的疏解理路、话语体系、意义内涵等三个维度重新对“礼是郑学”的命题作出了一定的修正和义理化阐发;在诸经互释与相互证印中发明新意。故而对此相关问题的历史还原与反思勾勒,不仅是我们理解贾公彦个人经学思想的重要方面,更是管窥汉唐经学流变文脉中一个不可阙如的环节。     

“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欧阳修《诗本义》的经学贡献

欧阳修《诗本义》是宋代《诗》学滥觞之作。欧公一反汉唐以来“疏不破注”墨守章句训话的解经模式，首开“疑”经“惑”传之风，对于《诗》之大义，主张“以人情求之”，反对悖情逆理之迂说；对于《诗》之文辞，则主张舍迂从简，舍曲从直，批评增字改经强合己意之臆解；对于诗旨则主张本诸文学探诗意，自出议论立新说，还提出诗辨本末，篇别时世之论。总之，于《诗经》作品、毛郑旧注及有关经学问题皆有辨析，创见颇多，凡其所云，盖属空谷足音之论。自此之后，宋人解说《诗经》开始摆脱毛“传”郑“笺”束缚走上自出议论的新途，“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宋学”遂告形成。     

传统经学与现代神话研究

中国现代神话学是在引进西方学理与继承本土学统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根据“中国神话历史化”的假说 ,现代学者抛弃了今文家的“语境化”研究方法 ,延续了古文家的“文本间”研究方法。中国现代神话学关于“中国神话历史化”的理论命题和“文本间”的研究方法 ,一方面证明了西方理论的普遍有效 ,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建立起材料的同一性关系与文化间的不平等关系 ;而另一方面也使本土材料由此丧失了参与修葺普遍性理论的机会 ,并且以无语境“纯文体”的建构掩盖了其真正的当代学术语境。     

论《汉书》的经学特质

班固生活在经学昌明的东汉初年,他深受经学影响,使得《汉书》具备清晰的经学特质。一是强烈的等级观念。作品中无论是格局的安排、人物传记的次序还是对史迹的勾画、对人物言行的评价、对之前史作的扬弃,均依此以“礼”为核心的“三纲”“五常”为据。二是信仰君权神授,在人与人关系上,上级要求下级信仰君权神授,实际上是全民都要信仰,主要是心理上要信仰。     

马一浮的“六艺心统说”与儒家经学的哲学意涵：从“经典诠释”到“本体诠释”

马一浮的"六艺心统说"将六艺德性化,六德归之于一心,其学说更具中国文化的回归性.然此说亦存在缺乏对本体的分析的理解,缺乏对孔子的"一贯之道"的疏解等诸多问题.应以马一浮"六艺心统说"为本体诠释之开端,重新梳理儒家经学的哲学意涵,促进六经的现代转化以重振国学.     

欧阳修《诗本义》卷帙、成书年代及编纂体例研究

考证了欧阳修《诗本义》的卷帙、版本以及成书年代,分析了《诗本义》的编纂方式与体例,认为《诗本义》的主体是十五卷,成书于1070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又体例完整的解诗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