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点自交法构建分子标记连锁图谱的改进

对三点自交法构建分子标记连锁图谱进行了改进，使分子标记连锁图谱构建更加精确，并结合F2群体的有关数据进行了模拟计算，证实该方法的可行性，结果表明改进的方法比原有方法更加有效。     

再论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是指既要避免或减轻由现代生物技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其持续利用以及人类健康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承认现代生物技术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特别是在满足食物、农业及卫生保健方面所具有的极大潜力。认为重视生物安全的人都是对转基因生物的反对派，甚至提到是坚决的反对派，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有害的。基因污染事件已经在加拿大及墨西哥发生，对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使用得最多的美国，事实上也是在采用预先防范的原则来处理生物安全，因此，发展生物技术应强调生物安全。     

2个水稻花发育相关MADS-box基因的全序列cDNA克隆及结构分析

一组具有MADS-box结构域的转录因子在控制花器官的诱导与发育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水稻广陆矮4号(Oryza sativa L．Guang-Lu—Ai No．4)幼穗总RNA为模板，根据MADS-box保守区的序列设计简并性引物。利用3′-RACE的方法获得了2个新的水稻花发育相关MADS-box基因，分别命名为FDRMADS3和FDRMADS4；并利用5′-RACE的方法获得了该2个基因完整的cDNA序列，包括完整的编码区，5′-UTR和3′-UTR．它们编码的蛋白质都具有典型的MADS-box结构域和半保守的K区，其与水稻中其他家族成员的MADS-box结构域同源性高达90％以上，这说明它们都是典型的MADS-box基因．     

转基因作物及其安全性

本文概述了转基因作物的发展概况与趋势，分析了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安全的潜在影响及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     

P转位子诱变的果蝇心脏发育基因的突变(Ⅰ)——第2染色体基因突变

果蝇和脊椎动物的心脏早期发育具有平行的基因控制机理，果蝇是替代人体心脏进行基因功能研究的理想模式．利用Ｐ转位子作为诱变工具，诱发果蝇第二染色体基因突变，筛选与心脏发育有关的基因．初步结果表明，有３个第二染色体隐性致死突变基因在心脏组织有ｌａｃＺ表达，并且观察到有心脏前体细胞的突变表型．这预示在这３个致死系中，Ｐ转位子可能插入到与心脏发育有关的基因中或这些基因的附近．这３个致死系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候选者     

转美洲拟鲽抗冻蛋白基因(afp)番茄D4代植株可溶性蛋白分析

对转美洲拟鲽抗冻蛋白基因（afp）的第四代番茄及其对照经低温处理后，对幼苗叶片组织可溶性蛋白进行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析和紫外吸收法测定含量。发现转基因各组经低温诱导后的可溶性蛋白均比对照明显增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图谱发生变化。其中A-Ⅲ区电泳谱带迁移率加快，C区和B区语带染色加深．说明导入的afp基因已经表达，并使番茄获得抗寒性。     

抗乙型脑炎病毒单克隆抗体重链可变区基因在烟草中的表达

自Hiatt等1989年首次报道了在植物中进行抗体基因的表达研究以来,至今短短数年,这类研究已日益广泛深入。目前,利用转基因植物和植物细胞表达工程抗体基因进行抗体的生产、作物抗病育种以及植物代谢调控和发育的研究已经成为生物技术中的一个新途径,新的生长点。这是免疫学和植物科学在分子水平上有机结合的产物。现有的证据表明,不仅高等植物,单细胞绿藻也可以表达抗体基因。高等植物不仅可以表达简单的单域抗体基因,也可以表达更加复杂的IgA-G杂合抗体基因,并在体内装配出双分子dIgA-G和带分泌组分(SC)的SIgA-G,利用转抗体基因植物进行抗病育种,植物代谢和发育的研究也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     

MDR1 ribozyme逆转耐药人肺癌细胞耐药性

<正>恶性肿瘤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死亡率极高。50％病人可以手术和放疗,另外50％病人因不能手术和放疗而需化疗。然而这些病人常化疗失败,其主要原因是肿瘤产生耐药性。人恶性肿瘤中MDR1基因及其产物P-糖蛋白(Pgp)表达非常普遍,约50％的肿瘤在治疗前即有MDR1基因表达,治疗后MDR1基因表达的百分比更高,同时肿瘤细胞对原先敏感的抗癌药物也不敏感,即产生了耐药性。ribozyme是一类具有RNA限制性内酶活性的RNA分子,可以识别RNA序列中的GUX(X为A,C,U)序列并进行有效切割,其中一种具有锤头结构(hammerhead)模型特征,根据此原理人工设计的ribozyme可以特异地定点切割靶RNA分子,阻断蛋白质表达。我们曾发现MDR1反义RNA可以明显抑制Pgp表达,但没有完全抑制。本研究利用逆转病毒介导的MDR1基因特异ribozyme,抑制人肺癌耐药细胞Pgp表达,探讨逆转其耐药性的可能性。     

人肾癌TIL细胞抗原受体Vβ基因的优势表达

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技术的应用有力地推动了对T细胞抗原受体谱(TCR reper- toire)的研究,已能够以此分析TCR α和β链编码基因V区和J区片段限制性取用(Re-stricted usage)的格局,确定抗原驱动下发生寡克隆扩增的T细胞及其特点,有可能为肿瘤特异性免疫干预开拓新的前景.有关尝试已在人体黑色素瘤、肝细胞癌中获得结果.由于T细胞识别的是抗原肽和MHC分子构成的复合物,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供者的HLA背景,致使结果不一致.本研究采用qPCR技术分析人体肾细胞癌取用TCR Vβ格局的同时,测定肿瘤细胞表面HLA Ⅰ类抗原表达状况,并作HLA分型.现报告对3例患者的分析结果.     

CD8α和CD3ε的融合分子介导T淋巴细胞凋亡

T淋巴细胞抗原受体(TCR)的α/β或γ/δ异二聚体与CD3形成抗原受体复合物(TCR/CD3),才能识别抗原刺激并传递抗原刺激信号.CD3一般由4种亚基组成,即CD3γ,δ,ε和ζ.在8条多肽链组成的TCR/CD3复合物中,CD3ε是TCR/CD3复合物装配的起始者和抗原刺激信号的传递者.以抗CD3ε的单克隆抗体模拟抗原刺激,可引起胸腺细胞凋亡(apopto-sis),而在成熟的T细胞中,一般会引起细胞激活、增殖或免疫不应性,CD3ε的激活信号是通过CD3ε的胞内功能区 ITAM(immune receptor tyrosine-based activation motif)而传递的.最近的研究表明,抗CD3ε单克隆抗体也可诱导某些肿瘤细胞的凋亡,这种细胞死亡形式称为激活诱导的细胞死亡(activation-induced cell death).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CD3ε传递凋亡信号的分子机制尚未见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