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时期云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民族与化是多样性色彩，战国至西汉武帝以前，多民族的云南地区，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原始部落至奴隶制国家的各个阶段。武帝以前归属汉朝，至东汉时期，大部分民族与汉族融合，渐次进入封建社会，由青铜化发展至铁器化，说明武帝统一西南地区对经济社会进步产生的巨大作用。     

阮元论

阮元是清代乾嘉之际所有诗歌群体核心人物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 ,他以士大夫官员、学者、文人三位一体的身份进行诗歌创作 ,塑造了独特的诗心、诗情和诗歌风貌 ;他借助自身的社会地位进行文化建设 ,造就了诂经精舍的文化盛况 ,为乾嘉之际的文化和诗歌领域输送了新生力量。他是清代诗歌发展史上最后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地方风雅总持 ,对乾嘉之际以及整个清代诗史 ,都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时期的崆峒武术研究

崆峒武术为中华传统武术重要一支,源起西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秦汉时期的泾渭流域政治统一、经济发达、文化丰富,崆峒武术在先秦时期的基础上,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以李广、公孙贺、赵充国等为代表的泾渭流域崆峒武术的初始形态。     

秦汉时期社会领域中的大屠杀现象

秦汉时期社会性大屠杀事件共发生56起,包括仇杀、滥杀、人殉和食人。这些大屠杀事件在时间上呈现出波浪式分布的特点,在空间上分布十分不均匀;从性质上看,滥杀现象严重,食人现象造成的灾难最大;从身份上看,加害人与受害人身份具有重合性和差异性,差异性表明社会性大屠杀事件发生的危险主要来自社会上层,而且属于那些能够制定规则和破坏规则的人。秦汉时期社会性大屠杀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很多,如报复、权力腐败、权力腐败与心理变态、人祸、人祸与天灾、天灾和思想狭隘等。究其根本,原因有三：绝对权力的滥用、周期性的战乱和频繁的自然灾害。     

明清之际兵书文献中弹道知识描述的辨析

16至19世纪,在中国仿制与使用西方火器的技术交流中,西方弹道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相关知识、经验相结合,这集中反映在明清时期的兵书文献中.从描述术语的角度,主要就明清之际兵书文献中关于弹道学知识的描述进行辨析与探讨,从瞄准技术、弹道轨迹描述和对飞行的解释几个方面概述中国在明清之际既继承了传统火药抛射武器的定性描写,也吸收了西方弹道技术与理论,希冀以此反映出中国弹道学知识在16世纪西方弹道学知识传入之后的发展与演变.     

秦汉时期的崆峒武术研究

崆峒武术为中华传统武术重要一支,源起西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秦汉时期的泾渭流域政治统一、经济发达、文化丰富,崆峒武术在先秦时期的基础上,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以李广、公孙贺、赵充国等为代表的泾渭流域崆峒武术的初始形态。     

《二年律令》所见汉代亲属制度

秦至汉初,是一个去古未远,又常被以"法家法"时代标榜的承上启下的特殊历史时段。以国家制定法形式反映出来的亲属制度,既沿袭了某些古代礼制、礼俗中最古老的因素,也囊括了法家的诸多激进改革措施。本文试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蓝本,辅以睡虎地秦简,围绕其中的婚姻、家庭、继承等内容作一断代研究,并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     

汉语称谓语说略

1.汉语称谓语。汉语称谓语自古有之,可“称谓”一词,直至秦汉时期尚未见使用。该词始见于《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所载会稽王司马道子的书启:“虽幽显同谋,而称谓未尽,非所以仰述圣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号,详案旧典。” 《现代汉语词典》释“称谓”为:“人们由于亲属和别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由于身分、职业等等而得来的名称,如父亲、师傅、支书等。” 按其内容,称谓又可划分为两大类:亲属称谓和非亲属称谓。如上面定义中所说的“父亲”便是亲属称谓,“师傅”、“支书”便是非亲属称谓。 亲属称谓是从家庭及亲属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称谓形式。国外学者以兄弟姐妹为线索,把世界各地的亲属称谓分为多种类型(如美国默多克《社会结构》一书分为爱斯基摩型、夏威夷型、易洛魁型、苏丹型、奥马哈型、库洛瓦型六种)。我国学者则通常把亲属称谓分为类别型和叙述型两大类。 类别型称谓不标明亲族是父系或母系,不标明亲族是直系还是旁系,不标明亲族的排行顺序,只标明尊卑辈份。叙述型亲属称谓则相反,不仅父系、母系关系明确,而且直系、旁系、尊卑、长幼关系均十分明确。汉语亲属称谓即属叙述型。 非亲属称谓多指人们的社会称谓。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按职业、身分等所形成的一系列     

简述秦汉时期的天文历法档案与气象档案工作

天文学是早期自然科学中的带头科学。由于它与农业生产及我国古代的神权思想紧密相联，因此，它极受统治者的重视，秦汉时期专门设置了一些官员来进行天文观测，制历授时，这些官吏为了日后查考和研究的需要，保存了他们各自形成的天文历法档案。     

法孝之变——略论秦汉之际的政治伦理范式及其转换

纵观历史,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如果说短暂的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至秦亡)是以法家的"法"为其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的,那么西汉初期则可以用"孝"来概括其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秦亡汉兴,政权更迭,秦与汉在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方面不仅悄然发生了转换,而且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伦理范式与价值向度。在西汉初期的历史进程中,"孝"的强化与"法"的弱化可谓是相逆而行;时至汉武帝时期,法孝之间又有新变化,呈现出同行并进、互为表里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董仲舒以"父为子纲"的论调对"孝"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化与机制化,不仅拓展了"孝"的伦理意涵,而且增强了"孝"的绝对性与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