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的脚印

日前，在对秦始皇修建的军用“高速路”——秦直道进行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时，考古人员意外地在2000年前的路面遗存中发现了3个儿童及男人与妇女的脚印。据了解，考古人员在脚印、车辙旁边，还发掘出了基本连成一片的同期建筑基址。基址均为夯土基础，最大者面积估计有200m2。在建筑基址中，有大量秦汉时期的绳纹筒瓦、板瓦及陶罐、盆等遗物堆积。     

秦汉时制探析

根据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木牍,认定除十六时制外,汉代还曾推行过随季节变化的三十二时制.还结合秦简材料,认为秦代曾存在昼十一夜五、昼夜各自均分的十六时制,并对十二时辰制的行用情况做了梳理,认为十二时辰制在东汉至唐代并未在民间得到较好的推行.最后,依托上述结论对秦汉时期时刻制度发展脉络进行了总结和思考.     

论嘉道之际士人人格的转变

清代乾嘉时期,士人人格走向孱弱低靡,当时的人已对此有所指摘,稍后的批判则更为激烈。至嘉道之际,随着政局险象环生,士人人格开始发生转化,逐渐从委顿中挺立起来。     

五行生胜与秦汉政治

在古代,五德说是从天道角度证明政权正僭的主要理论工具。战国末年的学者邹衍是此种理论学说的始作俑者,他以五行相胜为框架,创建了五德终始说,构造了一个从土德黄帝开始、至火德周朝结束的帝德谱。秦始皇接受邹衍学说,把本朝的属德确定为水,使邹衍版帝德谱完成了一轮循环。西汉高祖以汉为水德,并获得了张苍的论证。武帝太初改制,以汉为土德,使在文帝时代就已经酝酿的德制改革成为了事实。西汉末年,五德终始说为新五德终始说所取代。后者的创立者刘向以五行相生为框架,从木德包羲（伏羲）开始,推演出汉为火德。但其帝德谱未能证明作为＂尧后＂的汉与尧同德,这一缺陷后来为其子刘歆所弥补。刘歆通过所谓的《世经》,以在木德与火德之间安插＂闰统＂和让＂少昊金天氏＂继黄帝的办法,实现了尧汉同为火德。但其动机不是想维护刘汉的统治,而是想为新莽篡汉张本。在两汉之交,谶纬家们还通过＂感生＂安排,在五行相生的框架下创制了第三个帝德谱。这个帝德谱以＂玄圣＂孔子,取代了＂闰水＂秦朝。     

复古与误读——以明清之际六朝诗的接受史为例

以复古求革新，求正变，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老办法了。然而“复古”又如何能“革新”？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究的问题。如果我们借助布鲁姆的“误读”理论重新观照之，庶几会得出一点相对清晰的结论，或可稍补传统文论“点到辄止”的遗憾于万一。本文谨以明清之际对六朝诗的接受与“误读”为例来尝试解析这一问题。     

浅论明清之际（1630-1680）墨学研究特征——以傅山《墨子·大取》研究为例

墨学自汉代以后几成绝学,直至明清之际再度复兴,其中以傅山的墨学研究为先声。傅山墨学研究重在研习墨学中的名辩逻辑思想,其特征主要在于,＂辨名别实,名依于实＂的名实观和＂同异交见＂的异同观。傅山的墨学研究是其倡导子学的体现,也是明清之际思潮剧烈变动的体现。傅山墨学研究的贡献在于冲破理学和经学的禁锢,解放思想。傅山墨学研究也有不足之处,体现在对部分字义的训诂和理解上有偏颇之处。傅山墨学研究对清代中期乃至民国的墨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意义。     

秦汉詈骂现象探析

詈骂作为人类社会行为“异端”之一种，广泛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秦汉时期詈骂的特点是：詈骂的范围扩大，詈语的种类增多，詈骂的法规带有身份歧视。詈骂现象广泛存在于秦汉社会，反映了秦汉社会的一些重要文化观念。     

明清之际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孙云球《镜史》研究

由于文献的限制，西方光学知识在明清之际的影响一直难以厘清。综合新发现的《镜史》一书及其他相关材料，对孙云球的生平及交游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指出《镜史》为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光学著作，其中很多内容来源于汤若望的《远镜说》。孙云球在吸取西方光学知识的基础上，以水晶为材料磨制成各种光学器具，对后来的民间制镜业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李渔的小说《十二楼》中关于各种光学器具的记载完全来自于《镜史》，对孙氏所制各种光学器具的推广起到不小的作用。     

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新视角--读吴根友《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

吴根友在《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一书中借鉴国外先进的、崭新的思想和和批判继承我国学术界的办法，深入到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民族自身内部去追溯现代化演变的逻辑思路，创造性地得出“求真”、“贵我”、“即工夫即本体”是明清之际传统价值向近现代蜕变的三种重要价值观念。视角新颖，论证缜密,学术性强并有较大突破，是研究明清哲学的又一部力作。     

两汉之际及东汉时期盗贼“善行”现象试探

两汉之际及东汉时期,盗贼受崇孝行、儒士、独行之士、君臣之义等道德观的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一些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