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肃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生产力低下,有限的财力无法支撑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即使在郡县制建立之后,国家政权很少落实到县以下的乡村社会,这为民间力量的兴起提供了空间.自汉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基于社会的敬老传统,父老阶层在聚落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伴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完善,父老阶层在乡里社会的权力空间不断受到来自士绅群体的挤压,并逐渐被取代.考察清代甘肃科举家族在地方社会的事功,主要表现在参与地方教育、编纂地方志、维护地方安定等多个方面.     

明代漳州府科举家族的规模及地域、时间分布

明代漳州府先后出现71个科举家族,数量上在全省属中等水平,然其规模总体上偏小,漳州没有累世显宦的科举大家族,这与其经济、文化水平是不相称的。这些科举家族主要分布在漳浦、龙溪二县,长泰、龙岩、诏安、海澄、南靖、镇海卫仅有零星分布,这与置县历史的长短、各县整体的综合实力以及家族对专经的选择与坚守密切相关。明代漳州科举家族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中、后期发展迅速,其新增科举家族数量于隆庆追平福州,并逐渐超过福州、兴化二府,这与隆庆元年朝廷开放月港作为海上贸易通商口岸所带来的漳州经济的强劲发展密切相关。     

《聊斋志异》科举主体分析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涉及科举制度的篇章将近百篇，占总篇数的近五分之一。这些篇章中的主人公大多出身寒门，很多文名出众之人都屡败于科场。在蒲松龄的笔下，科举成败有诸多影响因素，然不管如何都不由自己。蒲松龄将自己的科举遭遇融入笔下，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主人公形象。     

归有光屡试不第对其和王世贞冲突的影响

归有光一生经历平淡无奇,在他一生中,影响相对较大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他科举屡试不中;另一件是他晚年和王世贞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钱谦益将这次冲突扩大化,其实这次冲突是归有光因怀才不遇心情愤懑之际,遭王世贞讽刺而形成的口角之争。     

清代科举史料考释举隅——写给北京台湾会馆的学术报告

通过挖掘原始史料,对《黄宗鼎齿录》史料,台湾师生进士施士洁、汪春源墨迹,《江西闱墨（光绪癸卯）》科举史料以及《申报》所载有关清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台湾进士的相关资讯若干史实进行考辨和补正,可供北京台湾会馆布展和解说工作之助以及相关课题研究者参考。     

从《清代朱卷集成》管窥科举家族联姻特点——以孙家鼐家族为中心

通过对《清代朱卷集成》中大量的科举家族的婚姻研究得知，清代汉族科举家族间的联姻，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以孙家鼐家族为例，可看出科举家族联姻的一些地域特色、门当户对以及具有姻亲间存在相互奥援扩大家族利益的作用。     

日伪的经济统治和特殊会社制度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地区很快被日本侵略军以武力占领,日本侵略者又在“日满经济一元化“的口号下对东北人民进行经济侵略,以实现其“工业日本,原料满洲“的殖民主义经济政策,实施经济统治,采取特殊会社和一业一社的统治制度。     

唐代科举行卷之风与传奇小说

[]?唐代以科举取士,学界往往认为中唐传奇小说的繁荣与科举行卷之风有关.实际上,中唐以后,科举几乎为山东士族和其他复古主义者所控制,传奇小说刻意作奇的风格明显有悖于儒家礼法,不大可能获得有司的好感.另外,传奇小说敌意地攻击了山东高门,难以用来向出身山东高门的知贡举者行卷.唐代举子创作传奇小说主要是为了醒人耳目,古文最有可能成为行卷的工具.     

试论“随园第一女弟子”席佩兰的科举诗

席佩兰，清代常熟著名性灵派女诗人，被袁枚推尊为本朝第一。她有极为明显的男性意识，且伉俪能诗。其夫孙原湘与王昙、舒位合称“江左三君”，然场屋不畅，席佩兰诗中对此有所记述，该类描摹科举情状之诗颇见性灵派诗歌的特色，既具审美价值，又有认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