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师的自我批判和创新精神

面对语文教学受到的普遍的批评,语文教学的基本目的,即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没有明显的成效,处于主导地位的语文教师必须具备勇敢的自我批判和大胆的创新精神,不断地尝试、探索,从而使语文教学做到与文化对话,与生活相亲,与时代共鸣,与心灵共振!     

马克思对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从本质与现象的内在联系理解经济现象

文章主要论述对《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八章"三位一体的公式"的理解。在了解萨伊"三位一体"公式表达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马克思批判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逻辑和内容,即马克思是如何在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哲学基础上,从公式的形式、内容、公式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的假象、产生这些假象的必然性以及公式体现的资本主义拜物教方面,批判"三位一体"公式的不合理性的。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以萨伊的"三位一体"为代表的要素创造价值学说的理论根源、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     

论当代"少年中国"精神——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五四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特别是今年,正值五四运动90周年,关于五四的各种纪念活动和讨论异常热闹。在此背景之下,本刊特组织了一组关于五四,尤其是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笔谈,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讨论之中。针对近年对五四的某些偏激的质疑,诸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与五四的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五四新旧对立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一条破坏性的激进主义思想路线等等,陈国恩先生严肃指出：对五四的反思,有一个从什么立场出发的重要问题。海外新儒学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质疑五四,主要是从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需要出发,强调的重点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而不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明,它曾经有效,但在近代的失败难以避免,因为从它那里不可能直接发展出民主、自由、平等、个性等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在现代思想基础上利用或者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着眼点是中国的现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在这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继承五四的精神,正有助于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的重大目标。什么是五四精神？樊星先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精神就是＂少年中国＂的精神,就是高举理想主义和理性批判精神的旗帜前进的精神,这种精...     

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范式的研究——对我国教育券实践的若干思考

采用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范式的研究方法，研究教育券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施状况，可以看出目前在我国实施的教育券存在诸多弊端，结合国外的经验，在我国实施“弗里德曼”模式教育券的实施方案是比较可行的。为了让该方案顺利实施，必须制定若干配食措施。     

学术自由和社会良心:大学的批判品格——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读后

学术自由是大学理念的一个核心理念。本文通过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中关于学术自由理念的阐述的分析,得出了大学所应具有的批判意识和批判品格,而其批判品格的获得,是通过大学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和担当的社会良心的角色来实现的。     

开拓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新环境

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牢牢把握生产力发展趋势，尊重客观规律的要求，克服和清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努力创造适宜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环境。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科技改良

科技改良是南京国民政府发展农业的一项举措。近代以来，随着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农业危机也进一步加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受天灾与战争的影响，农业经济已近崩溃，为巩固统治、发展农业，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农业科技改良方针政策，并采取了相应措施。由于对科技改良表现了一定的热情和重视，在某些方面确有成效，但终因其落后生产关系的桎梏及其他因素的干扰，使得这一举措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社会生产力发展途径的历史选择

生产力发展途径之选择是否可能？既然生产是有目的的生产，因而是可能的，卢卡奇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当代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联系起来，这是对的，但在现实中，生产关系常常由于手段变成了目的，生产由目的的变成了手段，从而导致了生产关系目的崇拜论，这是十分错误的，生产关系的价值在于生产关系适合生产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时所显出来的意义。     

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与化解技术危险的可能出路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时代由技术的集置本质而得到规定,集置体现了此在将一切现实物都看作“资源井”或“持存物”的存在解蔽方式,其背后的理论前提是以传统哲学的主体主义和主客二分为基础的范畴存在论思想。在这种理论模式中,此在的“自身性”无处不在,但这并非是此在的真正自身或“本质”,集置由此蕴含着最高的和极端的危险。化解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出路在于,此在要在本真决断的方式上领会到集置及其背后的传统哲学理论预设的本质局限性,并基于一种可能的崭新的关系存在论思想,重新看待人与物之所是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此所标识的是一个与以集置作为本质的技术时代具有根本不同的后技术时代,它能够开显出技术(物)本身的可能性与丰富性的存在意义,从而有可能在本质上避免技术的危险,它或许能够成为今天乃至未来的人类技术的基本发展模式。     

法庭与讼争：康德政治哲学的隐喻

现有对康德政治哲学的研究尤为缺少对其整体定位的关注,以至于对作为其政治哲学最终目的的永久和平理念的解读形成了偏差。康德哲学之逻辑框架由要素论与方法论构成,表现为法庭与讼争的隐喻。要素论是对人之诸能力的先天性根源、范围和限度的考察,确立法庭的构成材料;方法论涉及如何运用人之诸能力的理性规划,包括构建法庭的方法与主体参与讼争的方法,并在公共性上具有政治的内涵。康德政治哲学之内在逻辑更偏重于方法论而非要素论,反映在要素论上,仅表现为一种静态的、纯然法权的普遍合法性状态,没有给出更多的内容;反映在方法论上,则指向一种具有普遍合法性的争论与共识循环往复的讼争状态,尽管存在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却在历史的维度显露出其特有的实践品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