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师专外国文学教材的编写

二十世纪80年代末以后，师专外国学教材的编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局面，数量之多，令人瞠目。那么，我们在新世纪里怎样编写具有突破意义的外国学史教材?本就外国学史观念的更新和具体的编写原则谈了自己的看法。     

论战后日本政府战争史观右倾化趋势

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性质的认识是复杂多变的。明确的否定与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相先后、暖昧、摇摆、言行不一与否认、抵赖相表里，右倾趋势愈益明显，日本政府的这种战争史观消极影响很大。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旅游是一种“过渡仪式”，人们借此完成某些重大的人生或心灵的转变。旅游还是一种跨文化交流，但其结果是益、“害”并存。至少，旅游能加深旅游者对自身文化的认识。     

族群身份的论述:石门坎花苗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

探讨了贵州石门坎第一代的花苗知识分子 ,如何在 2 0世纪面对西方传教士、国民政府和当地的强势族群时 ,通过教育的途径 ,建构其族群身份 ,并从中为花苗族群获取更多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资源和权力。从中反映出族群精英如何在历史中对个人和族群作出抉择的艰难历程 ,并指出族群身份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进行协商和抗争、分化和整合、响应和调适的过程。     

宋季“诗史”现象探讨

研究古代文学中的“诗史”问题，宋季诗史是最重要的对象。诗史是“亡天下”之际的“野史”，诗史应纪实与伤时并重，这是宋季诗史作者和论者共同的诗史观。宋季诗史是分层次、多样化的，并且蔚为大观，形成高潮。与杜甫诗史相比，宋季诗史更注重时事、史实的完整记录和具体描述，杜甫诗史侧重在“诗”，宋季诗史侧重在“史”。     

略论李俨的中算史研究

文章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有关科学史家李俨的一些史实作了进一步的考订,讨论了李俨早期开展中算史研究的情况,对古算书收集的工作,解释了李俨重视史料的风格,认为李俨有一种以史料为中心的编史观,其特点是以史料为中心,以信史为追求目标,尽量以史料直接构筑历史,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避免在史料之外作过多的推衍.     

新时期对《三国演义》“英雄史观”的深层解读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典范的长篇历史小说自然有着自身与众不同的独创性和特殊性,它深厚的文学内涵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和文学理论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雄史观”,本来是一个哲学命题,以此作为《三国演义》的一大诟病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按理说,以意识形态来鉴定文学常常不能对症下药,甚而会有无的放矢之嫌,但是,作为一部对历史英雄人物生动演义的文学作品,其宏观谋篇布局或是细微遣词造句都带有对英雄的精心刻画和深情厚谊,其深层用意是我们深入探究的重点所在。     

“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追问与反思——对“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意义解读

张福贵先生在其文章《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产生质疑,进而提出“中华民国文学”的概念。本文主要从遮蔽与超越、封闭与敞开、诱惑与质疑三个维度阐释“中华民国文学”概念对“直线性”、“政治性”、“现代性”等既往“现代文学史观”的理论反思和修正,以及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独特的思想个性和对文学解释回归本原的学术诉求。     

中原王朝对11世纪前湘西地区认知的变迁研究

从华夏对非华夏的认知与定位,两者的互动角度,来解读早期汉文文献对湘西地区的记载。一直到宋代熙宁年间尝试将湘西地区纳入直接统治之前,中原王朝对于湘西地区的有效管控,基本上都还只是士大夫们偶尔的理想或者后朝的建构。事实上,中原王朝也并不一定汲汲以求于当地的华夏化。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强势王权之间,配合山区复杂的地理与生态,给多样性社会与族群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其中有些进一步阶序化,发展为地方王权,湘西土酋也曾经做出如此努力。中原王朝也需要有这样的空间来作为与其他王权的缓冲地带。     

封面学者:袁晓文(益希汪秋)研究员

民族学人类学界有这样一位耐人寻味的学者:身为汉藏民族团结的"结晶",取父姓,随母族;少年梦想新闻专业,却矢志于民族研究;为人豪放爽直,却心细如发、不苟一丝;性格刚正,却严于律己、从善如流;治学严谨,却从不失唐风宋韵;为人含蓄、低调,常怀素心,却行事大气而不拘小节。他就是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袁晓文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