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与文艺的解释学实践——冯雪峰文学批评研究

以文艺政策为参照,以自身文艺领导干部的合法优势来确立文学批评标准和内容的规范,这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冯雪峰之文学批评“政论”特色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冯雪峰在典型、现实主义、艺术真实等问题上都有着一个艺术家所具有的艺术感受和认识。故其文学批评呈现出“政论与文艺”兼具的特色。     

从“零星随感”到“圆照周览”——钱钟书文学批评思想的历时性演进

从《小说琐征》到《管锥编》,贯穿着钱钟书始终如一的立足文本、矢志创新、连类打通等批评旨趣与理念,但也呈现出些许嬗变：由早年纯文学范围内“零星随感”式的“谈文论艺”,逐渐上升到了对人类文化“圆照周览”式的整体反思与批判,兼融文学与文化;由专注于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逐渐重视对外部规律的研究,兼顾审美与人生;由对批评理论的相对轻视转为重视,兼及实践与理论。     

简论李长之的文学批评观

文章从批评性质与标准、批评方法与功能、批评家的修养与批评精神、情感中心主义等几个方面简要论述了李长之的文学批评观。     

批评的转型：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

随着社会时代的飞速发展，当下文学批评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开始了大规模的转移，文学批评已经不再停留在文学文本的研究，而是转向政治、经济、社会的宏观研究，文化批评逐步取代了文学批评。这种转型是多种舍力的结果，表现了新语境下的一种历史的必然。     

论沈从文文学批评方式的流变及原因

沈从文自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创作并发表评论,到三四十年代日趋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与社会现实的变化,使他的欣赏心态发生了变换,从而带来了审美趣味的转变,直接导致其批评方式随之发生相应的流变。而沈从文善于感受和体验作品情感内容的敏锐艺术直觉以及他自身创作心境的变更更是导致他批评方式发生明显转变的根本性的深层原因。当现实社会与时代特征作为不可逆转的外界因素给以沈从文无法摆脱的巨大压力、在不可承受生命之重时,晚年的沈从文在无奈之中放弃了他所挚爱的创作与批评,归于平静。     

从《龙应台评小说》文集看其文学批评风格

台湾文坛上的"龙应台现象"一直是文化界评论的热点.本文以<龙应台评小说>为切入点,分析"龙应台现象",揭示龙应台文学批评中的风格:秉笔直言、率真坦诚的态度;细读法的批评技巧;快人快语的笔锋以及贴近大众的实用批评品格.     

周作人与吴宓文学思想比较

对周作人与吴宓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指出周作人的文学观以个人为本位,提倡“人的文学”;吴宓则更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生。周作人一贯坚持“无用之用”的文学功利观,而吴宓的文学功利观以提倡道德为中心。周作人积极倡导“文学宽容观”,吴宓则站在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持保守的文学观。周作人注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艺术特征,吴宓主张文学的道德教化功用,但也表现出对形式美的推崇。     

新世纪文化创新与大国形象确立

文化创新遭遇的一个强敌就是中国的文化失败主义,这是对内而言;对外而言,中国文化形象模糊不清.内部的虚空与外部的游移不定是中国最大的文化安全问题.内部的协调和团结、外部的蒸蒸朝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文化创新是要培育一片生态世界,其契机就是太空文明、也就是时间空间本体论.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好与太空文明同步,新的文明时代将是一个后传统的时代,传统文化的精髓依然对这个世界产生重要的精神作用.太空文明开拓了崭新的人类经验,将是文化创新的重要触媒.随着文化世界观的逐步拓展,中国的文化创新也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开始:从体系创新、范畴创新、艺术创新,到文学创新.中国文学批评是文化创新的窗口但问题很多(殖民化、肤浅化、炒作化是其主要弊端).有必要进行文化清理和思想重建,以引发中国文化艺术精神之建构和中国形象之重塑革新生机.     

文学概论、文论选读和文学批评史——20世纪初期中国文论的三个变化

论述了世纪初传统学者在现代教育体制中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三种方式,通过这一论述,试图反映出传统文论在现代的生存方式,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问题提供一些例证。     

江山之助：《文心雕龙》的地理环境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使用了"江山之助"一词,第一次提出了文学批评中的地理环境论.刘勰认为,山林皋壤是影响诗人创作的重要因素,可以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这一理论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时代的、理论的和实践的前提和条件.刘勰的论述非常简略,但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