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形而上学建构

在古希腊哲学史上,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形成了实在论哲学到理智哲学的过渡,正是因为这种中间性,使毕达哥拉斯的“数”哲学具有了明显的神学与科学两重特征。文章将分析“数”哲学这种双重特征的内在同构性及其积极意义,并阐释“数”的形而上学意蕴,进而说明现代西方问题的产生正是由于忽视了“数”的形而上学性和道德性。     

海德格尔哲学与庄子哲学比较

庄子与海德格尔同是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思想对后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两人生存年代、地点相差甚远,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论文从形而上学、体系的具体构建、思维方式的比较等三个层面对二者思想的比较分析来表现中西方思想的同异,突出中国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的瑰丽、深刻。     

认识论、理性重建与认知科学

近年科学哲学研究了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认知方面，如心智表达、框架等。本文分析R．Carnap《世界的逻辑构造》的建构系统，揭示了它与认知科学的理论方法的内在的自然的联系，从而表明建构系统与认知科学在方法和目标上的共同性，同时也提示了科学哲学的认知转向的被忽视的方面。     

科学理性的命运

科学理性最初的基本含义很大程度是由康德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来规定的。科学哲学基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历史和实践对科学理性进行了反形而上学辩护。而科学社会学和社会认识论则从自然科学“之外”的视角来解构科学理性。在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意义上说,科学理性的命运与这样三个问题密切相关：科学理性必需形而上学吗？科学理性的自我辩护能走多远？科学理性能解构成什么？     

技术伦理与形而上学--试论尤纳斯《责任原理》

1979年,尤纳斯(1903—1993)发表了他的《责任原理》一书。20多年来,书中提出的惊世骇俗的观点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咱,亦引起不少争论。按照尤纳斯的看法,在现代技术社会,人类的群体行为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技术已不单纯是改善人类生活、促使人类进步的工具,技术造成的“厄运”已经威胁整个人类与自然。人类征服自然的目的已不再是保护自身免遭来自大自然的威胁。伦理学以人的行为为对象。行为涉及的范围,特别是行为的性质的变化要求伦理学做出相应的回答。为此,尤纳斯认为传统的伦理学已不能适应人类今天面对的新的情况,康德的只问动机不问后果的动机伦理亦显得苍白无力。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以“责任”为中心的道德标准。责任的对象则包括自然界与未来人类。更甚之,尤纳斯认为人类有义务恪守这一原理,因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尊严与价值,如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以自己的简单存在呼唤成年人的保护那样。尤纳斯提出的具体要求似乎是明确的,理论上却含有一系列哲学上难以解决的问题：从简单的真实描写,哪怕是对世界末日的描写,如何引伸出改变这一状况的道德要求?人类为什么要继续存在?怎样理解自然界的自身尊严与价值?如果自然界有其自身价值,其价值目的又是什么?这样的话,怎样解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则必须借助于某种形式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甚至神学。尤纳斯的责任伦理实际上是带有信仰性质的本体伦理。最后还有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方面,单靠哲学家与伦理学家提出的理论显然还是不够的。     

论威廉姆森的必然主义

威廉姆森在他的新著《作为形而上学的模态逻辑》中论证了必然主义,即必然地任何东西都必然地是某个东西,或者说,任何对象都存在于任何可能世界中。首先重构他支持必然主义的三个论证:诉诸于巴肯公式的论证、诉诸于存在限制的论证以及诉诸于模态概括公理的论证。其次阐释他通过逻辑原则得出形而上学结论的方法论启示。威廉姆森的工作对于推动当代分析形而上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查莫斯理想化先验可解读性观点的问题探讨

在《构建世界》中,查莫斯提出了一种基于PQTI假设和贝叶斯论证的先验可解读性理论。本研究对PQTI假设和贝叶斯论证都做出质疑与否定。PQTI假设预设了日常主体认知能力的理想化特点,而这一点实际上并不能够为日常主体满足,且该假设具有不完全和不一致的缺陷。因此,贝叶斯原则被误用且先验可解读性的观点是无效的。本文核心观点是意义并非先验可解读的。查莫斯的理论并不能够正确地维护语义三角关系。     

物理主义是形而上学吗?

物理主义作为自然主义的一种典型形态,它断言一切事物都是物理事物,或者都随附于物理事物.对这一断言的理解涉及关系问题、完全性问题和条件问题,而且面临“磨坊论证”的严峻挑战.尽管当今学界普遍认为物理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但本文作者认为物理主义没有资格被称为形而上学.     

对现行“形而上学”解释的几点否定

现行哲学教材中的关于“形而上学”的解释是有误差的。本文提出的否定意见是：“形而上学”不能称之为世界观、方法论，而是一种思维方法，否则，就会走向。日哲学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形而上学”者并非只讲静止而不讲运动，而应该用“凝固”或“僵硬”来取代“静止”一词；“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是直观性、极端性，“形而上学”的一切错误和缺陷都是由于其直观性、极端性所导致。     

邓小平在矛盾分析和改革方法论上的新贡献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归根到底是因为它在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创新。邓小平在方法论上的新贡献是全面的、系统的。文章侧重论述他在矛盾分析和改革方法论上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