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及现实意义——基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理论,展示了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即资本为商品完成形态的抽象统治的秘密,提出现代性的两大根基——资本和形而上学,并对其进行客观、历史的评价,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生成、渗透及批判:网络泛娱乐化的三维逻辑透视

当前,网络泛娱乐化在资本逻辑“赋魅”下突破其适度边界,全方位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业已产生弥漫性毒雾效果,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因此,有必要在对网络泛娱乐化的生成逻辑及隐匿在其背后的渗透逻辑进行深度揭示的基础上,从批判性视角对这一错误社会思潮给出纠治进路。消解网络泛娱乐化首要关键在于净化网络空间迷障生态,大力培育新媒体话语权,强势挤压泛娱乐化存植空间;同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统摄资本逻辑运转,着力深化娱乐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网络娱乐内容对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高质量引领。     

试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范式的转换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们把“理性”视为现代性的基石，确立了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理论范式，与之相反，马克思从“资本”的视角透视现代性，实现了从“理性现代性”到“资本现代性”的范式转换。异化劳动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范式转换的枢纽，具体表现为两个转向：即从“国民经济学”研究维度的契入到“伦理道德”的转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的转向。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范式的转换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理性决策的限制性因素——从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看

自英国经济学家特伦斯·哈奇森于1938年在其著名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前提》一书中,首次将批判理性主义大师波普尔哲学明确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以来,证伪主义方法论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传统决策理论奉行的是全面理性的信条,假定了一种全知全能的人——＂经济人＂。因此,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极大化。     

《资本论》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大贡献

在哲学语境中,马克思用"意识形态"概念指称编造幻想、掩蔽现实关系的精神力量,本质上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歪曲的反映。而在经济学语境里",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则"隐身"于拜物教观念、精神生产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继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开辟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新领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析了意识形态的新"替身"——拜物教,指明了走出意识形态牢笼的根本途径——建立自由联合体。     

神学批判的终结与现实批判的开端——《耶稣传》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

分析了《耶稣传》对否定传统基督教理论基础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理论的影响,认为在近代西方传统基督教神学、哲学处于向现代形态转化的过程中,《耶稣传》是一部转折性的著作。它及由它引发的费尔巴哈哲学终结了以神学批判为主要特征的欧洲传统哲学,把人们引向了直接地关注现实世界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论道路。《耶稣传》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必经环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前提。     

科学传播中的逻辑维度：辩护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

从逻辑维度而言,科学传播的本质是改变思维方式。在每一种科学传播的背后,都隐藏其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传统科普关注科学知识,其背后是演绎主义思维;公众理解科学关注受众态度,其背后是面向公众的修辞学思维;反思性科学传播关注传播机制,特别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其背后是元认知的批判性思维。大科学视域下的科学传播新时代,要求把公众作为平等的理性对话者,从以一方为中心的“缺失”模型演进到以论证为中心的对话模型,以期实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反思性均衡”。为此,科学传播必须超越绝对的理性主义和相对的修辞学,秉持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才能建设一个良构的科学传播共同体。     

系统思想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乌尔里克的批判系统启发法

无论是"硬系统",还是切克兰德的"软系统",都无法满足于人类社会活动系统的深层讨论。乌尔里克则站在"交往理性"的立场上,对系统思想中"应该做什么"的初衷进行了合理性拷问,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批判系统启发法"。     

论维特根斯坦对传统数学哲学思想的批判

维特根斯坦对几乎所有传统的数学哲学思想都进行了激烈批判。传统的柏拉图主义、经验主义、直觉主义、形式主义、约定论以及逻辑主义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都有问题的。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哲学对传统的思想既有批判,同时又有创新,这对我们重新思考数学命题的本性和价值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空间与符号——论老舍《柳家大院》的叙事策略

老舍擅长抒写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大杂院的世态人情,从而实现对个体命运的关注,重新考量文化与人性。《柳家大院》正是老舍这种创作观的具体实现。空间即社会建构,从本体意义上看,柳家大院本身就是一个空间结构,空间与人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相互沟通实现了二者的结合。老舍通过柳家大院中人情是非的描写,运用空间化的叙事策略,借助一系列的符号群体,实现了一场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判。从空间化的叙事策略着手,分析人物的符号学意义,对《柳家大院》进行重新解读,在考量其文学史意义上的思想价值的同时,深入发掘其文体意义,相信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丰富老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