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河》中的数字意象

诗人将自己的情感和对事物的观察与体验蕴藏在数字之中，这些数字意象构建了《幻河》叙事的宏大场景，长诗意象之丰富，场面之壮观，气势之宏伟，均囊括其中。长诗在亦实亦虚之间，融现实之河于幻景之中，一幅宏大的幻河之图，赫然呈现在读者面前。     

长篇小说史诗性的流变——兼论张翎的长篇新作《阵痛》

随着时代的变迁，长篇小说引以为骄傲的史诗性元素逐渐淡化和消解。摈弃了英雄主义价值取向的现代小说家们，审视、质疑、静观历史的潮变，揭示人物内心的冲突、痛苦、绝望……张翎的长篇新作《阵痛》成功地给中国当代文学以启示：在告别宏大历史叙事、告别强而硬的政治激情之后，建立在男权基础上的历史解构之后，小说应以怎样的讲述来开辟新径，来完成影像时代里自身的重新建构。     

知识分子精神的日常消解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和文化属性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今天的知识分子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李洱、孙瑜等当代作家通过小说叙事对于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遍化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日常消解，成为现代社会中积郁已久的“文化病”。     

《天堂蒜薹之歌》:多重视角下的现实人生

《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将写实主义创作方法与现代主义表现艺术结合得比较完美的长篇小说。作品围绕着一个突发性重大事件——天堂"蒜薹事件"展开叙述,通过多重话语叙事,对这一悲剧事件进行了立体呈现,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全方位地反映了天堂县农民当时当下的生存状态,并融入了莫言作为一位极有社会责任感的当代作家,对农村问题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人性思考。作品还借助于时空交错、叙述视角的不断切换等叙事技巧,营造出一个多维的叙述空间,形成散点透视结构,为读者提供了文本意蕴解读的多种可能性。本文拟从"小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多重话语叙事两个层面对其进行深入解读,以期更准确地把握这部优秀作品的主旨意蕴和艺术创新价值。     

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思考与分析——对一位大学生的叙事探究

本研究以一位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为个案,采用叙事探究的方法,通过对其找工作历程的叙事探究分析,探讨往届毕业生活状况、求职过程和心理压力等,希望政府等相关部门多关注未就业的毕业生。     

《说吧,记忆》的“桔状结构”叙事

纳博科夫在自传小说《说吧,记忆》中运用了桔状结构的叙事手法,使得叙事具有空间化风格特征。《说吧,记忆》的桔状结构叙事手法与纳博科夫断裂的时间感受相关,他凭借空间化的叙事手段在写作中获得一种象征性的共时性时间体验,并使得作品具有众声喧哗的后现代美学风格。     

新都市励志片的现代图景——以《中国合伙人》为例

"新"意味着与过去的区分,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重构。《中国合伙人》在新都市电影的氛围中以励志片的形态呈现了作品对于现代中国的思考。励志片这种形式迎合了新都市电影旗帜下的一批观众,呼应了这股潮流中的青春色彩。空间、故事、人物在叙事的统合下描绘了一片现代时空景象,称得上"全球格局重整中的中国精神复杂性的表征"。     

空间与符号——论老舍《柳家大院》的叙事策略

老舍擅长抒写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大杂院的世态人情,从而实现对个体命运的关注,重新考量文化与人性。《柳家大院》正是老舍这种创作观的具体实现。空间即社会建构,从本体意义上看,柳家大院本身就是一个空间结构,空间与人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相互沟通实现了二者的结合。老舍通过柳家大院中人情是非的描写,运用空间化的叙事策略,借助一系列的符号群体,实现了一场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判。从空间化的叙事策略着手,分析人物的符号学意义,对《柳家大院》进行重新解读,在考量其文学史意义上的思想价值的同时,深入发掘其文体意义,相信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丰富老舍研究。     

劳伦斯贾平凹作品中的情爱叙事比较

情爱作为人之自然属性一直是文学作品关注的主题之一。由于教育和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中西方文化对情爱中的性爱都表现了强大的厌恶感和羞耻心。劳伦斯和贾平凹挑战了世俗对于情爱的传统偏见,他们的作品从情爱与婚姻、两性关系以及情爱与政治等不同层面反映了情爱的自然性、纯洁性和正直性。虽然劳伦斯和贾平凹接受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的熏陶,他们的婚姻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差异使他们对情爱之价值的认识和期望值不同,但他们对情爱理想的追求、对情爱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将情爱作为透视社会的武器,都追求灵与肉之和谐统一的情爱关系。     

语言向言语的转向--评马克＆#183;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

后现代叙事理论在多元化的语境之下形成言语研究模式，强调在多种社会关系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形成了多样性，不能准确定义的叙事理论；而传统的结构主义叙事理论更多地是寻找一种具有概括普遍性特征的理论，是一种语言模式的研究。叙事理论发展到后现代所产生的问题，所提出的对传统叙事学的质疑，追根溯源可以回归到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和言语问题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