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金枝小说《活路》之我见

魏金枝的小说《活路》讲述了一个伪保长改过自新的故事,小说刚发表即引起著名作家许杰的批评,魏金枝随即进行了辩论,阐明了自己的"不是写唯一的英雄"的观点。今天我们回顾其内容,从中研究发现,作品《活路》其成功之处,可谓老作家魏金枝的匠心独运。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来看,小说具有"人性及其灵魂的完美建构";从作品的情节安排方面来看,小说体现了"空白处"的妙用;从叙事角度来看,第一人称叙事有身临其境之感;从语言方面来看,作者采用方言写作更符合人物身份。《活路》是魏金枝的又一篇乡土小说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文化维度下中西古典文学中的英雄观——以《三国演义》和《伊利亚特》为例

英雄作为社会史化认可的行为模范,是一个民族的代表性人物;英雄观体现人们对何为英雄的认知。《三国演义》和《伊利亚特》作为中西古典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均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英雄形象。考察英雄形象背后的文化特征和价值观,挖掘中西文化异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学的社会文化内涵,更为深刻地感受文学和文化的交融。     

从日本竹枝词看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近代中国人撰写的大量日本竹枝词反映出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从萌芽阶段的好奇,发展阶段客观与盲目的日本观并存,到繁荣阶段的理智、冷静的日本观,而尾声阶段的日本观却为淡然。然而,近代中国人"西教盛行,汉学更轻"的失落感与中华文化中心的优势文化心理始终贯穿在日本竹枝词的发展与繁荣阶段。     

不周山崩塌之后——《故事新编》中的历史观问题

鲁迅为何选择“历史”作为《故事新编》的内容与探讨对象？《故事新编》怎样通过不同的视角与具体的细节实现了对历史的“拓容”,并颠覆了权威的历史？鲁迅重构历史的目的和他要以小说担当起的使命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故事新编》的本质,接近一个以艺术叩击真理之门的鲁迅.本文在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故事”与“新编”的关系出发,分析小说中的两类人物,为《故事新编》如何实现对历史叙事问题的探讨这一课题,提供一个可能的研究角度,并从这一角度出发,探求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要表达的他对历史的判断.     

论李光洙早期小说的悲剧意识

李光洙是韩国现代文学史的启蒙者,在韩国现代文学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人将他和鲁迅并称为"中韩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李光洙的小说,尤其是早期小说,充满了悲剧意识。本文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从欲望悲剧、生存悲剧以及解脱悲剧这三个方面来探讨李光洙早期小说的悲剧意识。     

《史记》创作观的文化意蕴探析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分别是司马迁的哲学观、历史观和文学观,文学观是主体,哲学观和历史观是两翼,它们是翱翔在文学自由王国的精灵.“究天人之际”的哲学观使《史记》具有形而上的超越品质;“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使《史记》具有深厚的历史感;“成一家之言”的文学观则赋予《史记》艺术性、审美性,三者异质同构,共同建构起《史记》文化意蕴的高楼大厦,使《史记》光芒四射、魅力无穷.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视阈下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自然是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人必须保护自然生态,劳动实践是人和自然统一的中介,人和人的关系制约着人和自然矛盾的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只有以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人与自然才能实现最终的和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推进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态化,要倡导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消费方式。     

论话本小说的叙事节奏

话本小说有着明显的叙事节奏,这是其情节独特性之一。话本小说的叙事节奏与其来源于“说话”艺术有着密切关系,且在书面化和文人化过程中加入了书面文本的特征,使话本小说的情节节奏具有了口头与书面的双重特质。话本小说的叙事节奏有多种类型,如性格、线索、叙述、异时空等,这些节奏类型基本存在于故事层和叙述层。话本小说叙事节奏的形成机制基本可分为信息缓释、叙述干预和敷演捏合。而所有这些情节节奏的特质从根本上讲,其形成与内置的拟书场中的“说听”交流密不可分,是拟书场的叙述格局使话本小说形成了独特的节奏模式。     

“四个认同”“五观”教育视域下的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建设研究

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共性,更有其特殊性。将民族院校"四个认同""五观"教育融入到民族院校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之中,才能有效地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明确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内涵与特性基础上,确立"四个认同""五观"教育视域下的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原则,并努力加以实施,力求使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新进展和新突破。     

叙事与哲学：小说艺术论

从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的不同声音中,我们能够解读出大众对早已从万人瞩目的中心走向无人喝彩的边缘的小说文类的一种在意。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小说艺术在当今时代的文化价值,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事实表明,问题的关键在于＂媒介时代＂的＂信息人＂的去人性化。而迄今在小说学领域仍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叙述学,对此起到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为了促进小说艺术的发展,我们需要借助叙事哲学的力量,从关于故事的小说诗学中寻找新的路径。